崇文三幼回歸“國辦園” 標志著16年“體改”落幕

　　崇文區第三幼兒園堅持了16年的體制改革，在7月1日之前畫上了句號。

　　1993 年，崇文三幼成為全北京第一家進行體制改革的幼兒園，從此教育系統多了一個“體改園”的特殊稱謂。16年后，這家有著50年歷史的市級示范園重新回歸“國辦園”的身份，卻標志著北京學前教育一段歷史的結束。市教委此前發布的文件中提到，北京所有“體改園”，都必須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轉制工作。

　　16年的體改之路，伴隨的是幼兒園收費模式的演進以及由此造成的種種爭議和討論。體改一朝結束，卻沒能同時終結這些喧囂。幼兒園的錢到底該怎么收？為什么這樣收？

　　無獨有偶，6月30日，根據一份調研報告得到的數據，目前北京全市注冊登記的各類合法幼兒園共1266所，此外還有1298所未登記注冊的“自辦園”，合法幼兒園只能滿足一半入園要求。調研發現，目前北京市學前教育存在政府投入嚴重不足、幼兒園發展不均衡等現象。2008年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僅占教育附加費的3.1%，且只有145所國辦園可以享受財政投入。

　　月費收了16年

　　政府省了半個億

　　試水

　　月費收了16年

　　政府省了半個億

　　16年前，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率先倡導發起了體制改革，如今，還是這位老園長，親自宣告了改革的結束。

　　“ 國辦園”由教育部門直接管理，經費本應全部來自政府撥款；但在當時，“國辦園”的日子并不好過，幼兒園教師的人均工資水平只有每月300多元錢，在社會上僅僅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為了能夠維持幼兒園的日常開銷，向家長們收取“贊助費”成了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對這筆費用的爭議也由此不絕于耳。

　　“ 體改園”的目標之一，是使幼兒園成為經濟上真正自負盈虧的經營主體。這意味著進行體制改革的“國辦園”將不再享受任何政府撥款，所有的費用都要由家長們繳納學費來支撐。考慮到“國辦園”不能以盈利為目的，范佩芬定下了“以收抵支”的經營思路，她對幼兒園進行成本核算，并且沒有效仿其他“國辦園”收取“贊助費”的形式，改為由家長按月支付費用。

　　最初，家長繳納的費用僅為每月400至500元；16年后，這筆費用逐漸攀升至每月880元。“ 這么多年，園里的維修改造、設備添置，全都是靠家長繳納的月費支付的。”范佩芬說，幼兒園每年的經費支出從300萬元上漲到450萬元，照此計算，僅僅這一家幼兒園，體改16年來就替政府省下了5600多萬元。

　　收費價格偏低 “體改園”陷進夾板

　　絕境

　　收費價格偏低 “體改園”陷進夾板

　　直到2001年，市教委才出臺了《幼兒園辦園體制改革辦法》，使得“體改園”的收費政策有據可依。根據這份文件，“體改園”逐步實行按成本收費、明碼標價，收費項目和標準向家長公開。當時，有一百多家“國辦園”和單位幼兒園轉型成為“體改園”試點。那份文件中甚至提到，試點成功后，將在全市的國辦和民辦幼兒園推行。

　　頗為微妙的是，恰好是在2001年前后，沒有轉型的“國辦園”日子越來越好過，而“體改園”原本在收費上占據的經濟優勢，卻漸漸變成了弱勢。導致這一情況出現的原因是，政府部門逐漸加大了對“國辦園”的教育經費投入。根據統計資料，那個時期全國幼兒教育經費投入曾保持每年31% 的增長速度。

　　但與此同時，家長們向“國辦園”繳納的費用也在水漲船高。

　　2001年，市教委曾明令“取消幼兒園贊助費”；但與此同時，另一項名為“捐資助學款”的費用，又出現在“國辦園”的賬單上。當年有消息稱，北京有幼兒園的“捐資助學款”達到了3萬元的高位，“上幼兒園比大學貴”的說法，那時便已出現。

　　政府撥款與個人繳費的雙重增長，“體改園”卻都沒能沾邊兒。由于價格主管部門對“體改園”的收費標準進行了限定，使得這些幼兒園的經濟實力無形中被凍結。一位“體改園”的園長回憶說，當“國辦園”的電腦都“奔騰”了，“體改園”的電腦卻還是386的水平，落后了至少兩代。

　　“每年的生源就這么多，外面的物價在飛漲，你不讓我漲價，我怎么去進行設施維修和設備改造？”這位園長有些激動地說，那時候她覺得自己簡直是活在兩個夾板中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次“體改園”全部回歸“國辦園”，主管部門的文件固然有其行政效力，但更實際的作用是在形勢變化下來了個順水推舟。

　　“捐資助學” 家長集體搞公益？

　　重生

　　“捐資助學” 家長集體搞公益？

　　第一次接觸“捐資助學款”，奔奔的爸爸還以為自己是搞公益事業呢。

　　兒子的幼兒園從“體改園”改為“國辦園”，老師還是原來的老師，教室還是原來的教室，上課方式也沒什么變化，惟獨收費方式變得莫名其妙了。此前園長曾經給家長們開了個座談會，通報體改結束后的精神。奔奔爸爸記得，那次會上園長先侃了40多分鐘的教育方針，然后才提及收費的事情。

　　“體改園”那會兒，奔奔爸爸每個月向幼兒園繳納1200元“月費”，其中包括300元伙食費；園長告訴家長們，恢復成“國辦園”了，按照有關部門制定的標準，今后每個月繳納530元，其中150元屬于明碼標價，80元屬于托補費，另外300元仍是伙食費。

　　繳費少了一多半，按理說該是個好事兒，但是接下來，老師們發給每位家長一張字條，上面寫了一行字：“我自愿捐贈元”，空白的地方等著家長們自己填空呢。園長還給了家長們一個參考數字，“每年捐個8000至10000元就差不多了。”奔奔爸爸掐指一算：“這不是把每個月的‘月費’湊一塊兒又交回去了嗎？”

　　“收錢就收錢唄，為什么打著‘捐贈’的名義呢？還非要說是什么‘自愿’的！”有家長拎著這張紙條很不滿。不過后來家長們一交流，發現最不靠譜的還在后頭呢：“捐資助學款”沒有所謂明碼標價，不像“體改園”的“月費”還有個限制，想往上漲就能漲。這么多年奔奔爸爸頭回對幼兒園起了疑心：

　　“你們說，這會不會是幼兒園搞的黑幕啊？”

　　該收的錢為什么

　　不能名正言順地收

　　困惑

　　該收的錢為什么

　　不能名正言順地收

　　家長們對“捐資助學款”有意見，幼兒園的園長們其實也煩著呢。

　　“ 從當年收‘贊助費’到現在搞‘捐資助學款’，我一直認為這是個煩人的玩意兒！”一位拒絕透露身份的幼兒園園長說，每次到區里開會，園長們坐在一起談起這事兒，意見也都大著呢，“幼兒園又不屬于義務教育，該收的錢為什么不能名正言順地收？非要弄出個‘捐贈’的說法，糊弄誰呢？”

　　最令這位園長感到委屈的是，“捐資助學款”其實沒有一分錢是幼兒園收的。

　　她解釋說，幼兒園向家長們提供的僅僅是一張進賬單，上面列出了“捐資助學款”的建議數額，隨后家長們要到銀行將這筆款項直接劃賬到指定的賬號上，進入政府部門的財政當中，隨后再將捐贈發票拿回幼兒園復印備案。教育主管部門要根據經費申請，將款項中的一部分下撥過來，幼兒園才能使用這筆經費。

　　“捐資助學款”的依據是《教育法》第60條：“國家鼓勵境內、境外社會組織和個人捐資助學。”市教委學前處曾多次聲明，捐資助學屬于家長自覺行為，不能和孩子入學入托掛鉤。但是園長很無奈：“如果家長不交錢，我們怎么能讓他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資源呢？”

　　質詢

　　收費標準

　　為何12年雷打不動

　　在幼兒園有據可查的收費項目中，除了相關報銷費用和伙食費外，只有一項“日托保育費”是明碼標價的。不過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這一費用的價格標準竟然是市物價局、財政局和教委于1997年制定的，距今已有12年。12年來各類物價一直在不斷上漲，惟獨這筆錢卻是雷打不動。

　　曾經有“國辦園”園長向價格主管部門咨詢過這個問題，得到的答復是，“如果這一價格發生波動，會對物價造成很大影響。”這位園長不能理解：“為什么私立幼兒園就有定價權，而且收費價格可以隨著市場變化而自由調整？”

　　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一直認為，在體改過程中形成的取消一次性“贊助費”或捐資助學款，改為按月收取月費的形式，是改革的成功經驗。對于這種按月收費的方式，范佩芬的經驗是，“教育開銷化整為零，家長可以很好地掌控日常的家庭收支。”另一方面，這樣給了家長很大的自由度，“出國、換工作或者搬家了，隨時都可以轉園，不用被一筆贊助費拴在這兒了，這也是對家長的尊重。”

　　事實上，去年就有消息傳出，教育部將在去年年底前出臺幼兒園收費標準，但這事兒至今仍沒有下文。前不久本報報道，北京明年擬實施12年義務教育，但是將高中還是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范疇，當前還沒有定論。“當然是應該考慮幼兒園了！”聽到這個消息，范佩芬很是興奮，“高中并不是教育的惟一途徑，但學前教育卻是為每個人打下人生基礎，肯定更加重要。”這位老園長有一句口頭禪：

　　“我們是干教育的，應該多花些精力去研究教育，不要老去想錢的問題。” 本報記者 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