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2年《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7年以來，民辦教育界普遍自喻“已經遭受到了5次大規模的沖擊”

　　本刊記者/楊中旭

　　“民辦教育正處在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柴純青開門見山。

　　這一天，是2009年5月15日，“如何振興中國民辦教育”研討會正在北京理工大學國際交流大廈三樓會議室舉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向社會征求意見以來，21世紀教育研究院已經將“為教育改革與發展建言獻策”專題研討會辦到了第六場。

　　與會的民辦教育界代表、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政協委員凡數十人，沒有人在發言中對民辦教育的現狀滿意、對未來的前景樂觀。無錫金橋雙語實驗學校董事長馬自雄的發言很富沖擊性：“2002年《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7年以來，民辦教育已經遭受到了5次大規模的沖擊。最近的這一次，也許會有一大半民辦學校陣亡。”

　　第一次沖擊：《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

　　時光倒流到2004年3月18日下午，新華社剛剛全文公布了《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其中第六條規定：公辦學校參與舉辦民辦學校，不得利用國家財政性經費，不得影響公辦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活動，并應當經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門或者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按照國家規定的條件批準。公辦學校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應當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具有與公辦學校相分離的校園和基本教育教學設施，實行獨立的財務會計制度，獨立招生，獨立頒發學業證書。

　　敏感的馬自雄立即去找學校的財務主管：公辦學校有沒有非國有劃撥資產？有沒有非國有劃撥經費？財務主管回答得很干脆：都沒有。

　　馬自雄的心一沉，他知道，一場來勢洶洶的游戲已經開始上演。

　　各地的(公辦)“名校辦民校”行為，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頂著北京四中、人大附小等品牌資源，雄厚的師資依托，政府在用地、校舍、設備方面的強力扶持，使這場“假民辦”與“真民辦”爭奪生源大戰的結果，是前者的步步緊逼，后者的節節敗退。廣東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的學校，在那個時期關閉了7所；而北京匯才中學董事長侯昕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民辦學校每天都在死亡。

　　業界憤憤不平，意見提了一籮筐，但沒有人能撼動壟斷了行政權力的教育主管部門。“假民辦”一邊享受著國家投資的土地、設備、師資等好處，一邊享受相應的稅費減免，同時又得到了高收費的回報。“這讓我們哭笑不得，名校辦民校，原本就是用了納稅人的錢，那么，你就不該二次收費啊。可你看看，一個利益集團卻要把兩頭的好處都攥在自己手里”。信力建說。

　　在出席著名教育家、全國人大常委、蘇州市原副市長朱永新舉辦的一次教育論壇時，看到民辦學校在校生節節攀升的數據，馬自雄忍不住發言，提醒與會代表注意“節節攀升的背后”，“那就是洗牌，假民辦的數量上來了，真民辦下去了，更多的真民辦，只好轉向了幼兒園教育。”5月18日一早，馬自雄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第二次沖擊：民辦非企業法人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都成了民辦非企業法人，不倫不類，不事不企，成為另類”。5月15日，馬自雄在發言中說(“民辦非企業法人”概念源自1998年10月25日國務院第251號令《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編者注)。

　　于是，民辦非企業法人的稱謂，從11年前開始散見在民政、工商、教育的多個法律法規當中。按照柴純青的解釋——從純粹的學理上來說，教育是公益性事業，發達國家的出資方通常都不求回報。而企業恰好是以利潤為取向，與學理背道而馳，于是乎就創造出了這樣一個概念。

　　問題是，中國法律體系內的法人一共只有4種：機關法人、企業法人、事業法人、社團法人。民辦非企業法人不屬于上述4種中的任何一種。

　　“有些政府部門怎么對待我們呢？單獨列一個標準，公務員們也不知道怎么管。仿照機關、事業、社團法人管理呢，好像都說不大通，最后還是當成企業對待，民辦學校的負擔自然就加重了。”馬自雄在發言中說。

　　還不僅僅是負擔加重那么簡單。既然不是企業法人，民辦教育促進法中的“合理回報”又從何而來？在當天的會議上作總結發言時，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教育界權威學者楊東平表示，7年前民辦教育促進法出臺之時，重點放在了“促進”上，模糊詞匯卻出現在了法律之中——它允許“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

　　與會者的共識是，社會早已習慣戴著有色眼鏡看待民辦學校，“民辦非企業法人”的定位，讓“合理回報”變得不是那么理直氣壯。

　　第三次沖擊：民辦教師的二等公民地位

　　2008年初，湖南省委、省政府出臺湖南省2008年一號文件，明確湖南全境民辦教師一律以事業單位標準辦社保，引起民辦教育界的一片歡呼，信力建在博客里就對此大加激賞。

　　不僅是湖南一家，浙江寧波、嘉興、安徽宣城也已依樣畫葫蘆，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上海市即將召開的民辦教育工作會議上，也將對此予以明確。只是，在5月15日的研討會上，民辦教育界代表所能謳歌的典型，翻來覆去還是這幾個，主辦方甚至將寧波市教育局局長沈劍光和宣城市教育局局長楊邦孝請到了現場介紹經驗。

　　更多的民辦教師，還處在“二等公民”的地位。春節前，在北京市某民辦中學工作了11年的教師王君梅(化名)正式辦理了退休手續，第一個月的退休金，只有區區1300元。她曾經在北京市東城區一所公辦小學工作過20余年，把自己的經歷告知社保部門，追回公辦學校齡，退休金在3個月后變成了1680元。但她再看看原來公辦學校與她同齡的老同事，退休金都能拿到3200元左右，整整是她的兩倍。

　　2007年9月，江蘇省出臺文件，該省民辦教師一律以企業標準辦社保。讓馬自雄叫苦不迭。軍心開始浮動，馬自雄別無選擇，咬咬牙，加大投入，在企業標準社保基礎上額外給教師購買補充保險，以拉齊與事業單位社保之間的鴻溝。

　　馬自雄清楚地知道無錫金橋雙語實驗學校的師資狀況：“30歲以下的年輕教師不太在乎，一是他們離退休還遠，二是他們喜歡自由，不愿意回到原來的體制中去。但中年教師就不一樣了，人一到40歲，肯定就要考慮退休后的問題。”

　　“我在這里呼吁，要像湖南省那樣，給民辦教師按照事業單位標準辦理社保”。馬自雄在5月15日的發言中說。次日，他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明言：相對于“民辦非企業法人”這個瓶頸，民辦教師的“平等公民”地位更為重要，“因為教師是學校的核心競爭力”。

　　他翻開《民辦教育促進法》，把第四章的部分規定念給記者：民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與公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辦學校教職工在業務培訓、職務聘任、教齡和工齡計算、表彰獎勵、社會活動等方面依法享有與公辦學校教職工同等權利。

　　“法律寫得非常好，可惜只是觀賞法。”馬自雄說。

　　“《民辦學校管理條例》也必須修改了”，與會代表、寧波市教育局民辦教育處處長嚴新喬說，“否則教師身份不倫不類”。

　　第四次沖擊：義務教育的兩免一補

　　2005年，農業稅開始免征，教育費附加改為國家以轉移支付的方式承擔；2006年，《義務教育法》在20年后獲得修訂，徹底改變了“人民教育人民辦”的局面。至2007年底，義務教育階段的“兩免一補”(免學費、書本費、補助寄宿生住宿費)惠及全國農村；至2008年9月，城市義務教育“兩免一補”工作也宣告完成。

　　“兩免一補”的背后，自然是國家財政的投入。2007年，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從上一年度的3.01%驟增至3.31%。按照2007年24萬億的GDP計算，當年教育經費大幅增加了740億，“其中的大部分用在了‘兩免一補’上”，每年負責主編《中國教育藍皮書》的楊東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民眾歡呼的背后，一批民辦教育出資人黯然出局。北京律師田坤出席了5月15日的研討會，并介紹了他在2007年幫助一批河南省民辦義務教育階段學較爭取到“兩免一補”的過程。在他依法介入之前，河南省教育主管部門曾經作出決定，“兩免一補”只惠及公辦學校。

　　“這實在是奇怪的邏輯。”田坤說，“因為河南上報給中央的在校生數量，是按照2004年的統計上報的，那個統計里面，包含了民辦學校在校生。”

　　張海軍作為河南省農村民辦學校代表也參加了5月15日的研討會，“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主要就是靠學費、書本費、住宿費勉強維持運轉，現在國家不讓收費，如果不補給我，我就只好關門了。”

　　他并不是河南省農村民辦學校出資人中最悲慘的一個。他在會議上表示，他的一位朋友，當初用自己的宅基地辦起的小學，最終因為“辦學條件差”而未獲“兩免一補”，學校關門之后，已淪落到靠養兩口豬維持生計的地步。

　　會場的發言突然變得激烈起來，數位與會者指出，張海軍們在上世紀90年代的介入，并非主動為之，而是當地政府百般勸說的結果——為了完成“普九”指標。“現在政府有錢了，最近七八年間財政收入節節攀高，就開始過河拆橋了。”

　　第五次沖擊：績效工資

　　“兩免一補”的陣痛尚未化解，績效工資的沖擊又接踵而至。

　　2008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決定從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確保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同時對義務教育學校離退休人員發放生活補貼。

　　這無疑是落實《教師法》第六章第25條之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的重大舉措。但在馬自雄看來，卻有一半以上的民辦學校挺不過這一關。

　　春節前，3名骨干教師從無錫金橋雙語實驗學校離職，重回公辦學校的懷抱，到今年5月，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7名。軍心再度不穩，馬自雄只好再度追加投入。

　　他已經有過計算，無錫金橋雙語實驗學校需要平均在每名教師身上追加投資1700元/月(每月實發的追加工資為1300元，乘以1.34的社保系數之后為1700元)。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但這所學校的特色辦學已經形成品牌效應，每年招生都能維持六選一的標準。“我能挺過去，在民辦學校里，我的流動資金還算雄厚。實在不行，我也只好提高收費，那個時候，就不是每年有兩三千人報名了，不是六選一了，可能只能是三選一了。”

　　“現在想想很好笑，一二十年之前我們做民辦學校之初，都是用略高的工資從公辦學校挖人，加上我們這邊體制靈活，不少好教師愿意過來；現在卻反過來了，那邊的體制還是死的，但收入卻高了許多。”馬自雄無奈地苦笑。

　　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提供的數據，僅以北京為例，一所民辦中學在2000年的學校事業總支出為400萬元，2008年總支出達到1300萬元，漲幅超過300%。民辦教育的門檻之高，正在逼退一個又一個民辦教育出資人。北京匯才中學董事長侯昕在5月15日的會議上禁不住自嘲：“我有點害怕開會，每次開會，就會發現伙伴又少了幾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