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上的法官全是第三人訴訟律師的學生，這樣判決公正性能讓人信服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其博客中披露：蘇州嘉湖閣行政訴訟案庭審中，法官全是第三人訴訟律師的學生。隨著何兵博客文章點擊率的上升，審理該案的合議庭成員與第三人訴訟律師的利害關系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博客曝“第三方律師和法官是師生”

　　據報道，蘇州工業園區法院傳票顯示，當天審理該案的是法官丁建明、戴宜、馬鶯，其中丁建明是審判長，戴宜為主審法官，馬鶯是審判員。第三人嘉馨(蘇州)房地產公司代理人李小偉是蘇州新天倫律師事務所律師，他的另一個身份是蘇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嘉湖閣業主委員會主任朱永曦講述，他作為原告代表人當庭指出，合議庭全體成員均畢業于蘇州大學法學院，是第三人訴訟律師李小偉的學生，應予以回避，并當庭遞交了回避申請書。但法院經研究后認為，原告申請回避的理由不能成立，案件繼續審理。不久，法院判決原告敗訴。

　　有媒體核實，在蘇州從事法律工作的大都畢業于蘇州大學法學院，李小偉、丁建明、戴宜和馬鶯都是該院學生，在一張1998屆國際經濟法專業學生的畢業紀念合影照上，作為老師的李小偉與作為學生的戴宜同時出現在照片上，而馬鶯則出現在2000屆國際經濟法專業畢業合影照上。蘇州大學法學院教務辦公室工作人員證明，1998屆、2000屆的本科畢業生應該都聽過李小偉教授的知識產權課。

　　嘉湖閣業主委員會主任朱永曦表示，嘉湖閣的業主們有理由質疑第三人代理律師與合議庭成員存在的師生關系、同學關系可能影響公正審判。

　　法學教師兼職當律師會影響司法公正？

　　2008年6月1日開始實施的《律師法》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執業律師，但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中從事法學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員，符合本法第五條規定條件的，經所在單位同意，依照本法第六條規定的程序，可以申請兼職律師執業。

　　“應當禁止法學教師兼職當律師。”北京煒衡律師事務所蔡從云律師認為，在法學教師可以兼職當律師的制度下，不僅會出現法官是律師的學生的情況，法院的領導也可能是律師的學生，那么，就更可能影響審判的公證性了。“很多法學教師都打著這個牌子攬生意。”

　　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吳越就曾在其博客上撰文《憑什么允許法學教授當律師？》，認為允許法學教授兼職當律師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對公正司法的不正當干預。文章稱，“法學教授本來就是培養法律人才的，這些法律人才有的就當了法官。如果允許教授當兼職律師，在師生關系的無形作用之下，法官怎么能做到公平判案？”

　　吳越說，“盡管我們說醫學教授可以當兼職醫師，經濟學教授可以兼職企業老總，科技教授可以兼任工程師，但是，法學教授兼任律師真的是值得深思的，這是因為其中存在著利益關聯。即使允許法學教授當兼職律師，也應當禁止法學教授從事訴訟(尤其是民事訴訟)代理業務。”

　　身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同時兼任北京展達律師事務所律師的周澤就此問題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司法的公正性取決于法官，而不取決于律師。回避制度可以解決師生關系可能導致的司法不公正，沒必要限制教授兼職律師。他表示，他做老師的時間不長，其學生沒有從事審判工作的，如果有，他會自動申請回避。

　　周澤認為，目前的問題在于，回避制度的規定還不夠合理，應該明確規定，當事人提出回避申請后，如果法院決定不需回避，可向上級法院要求回避，而不是由本級法院復議。就蘇州嘉湖閣行政訴訟案，周澤認為，“從司法定紛止爭的功能考慮，司法人員在當事人已經提出回避申請、明顯對其能否公正審判表示懷疑的情況下，應該回避。否則，法院即使作出的判決是公正的，也難以得到當事人的尊重，從而損害司法的權威。”

　　而提出問題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也認為，教研人員兼職做律師的制度本身沒有問題，關鍵在于完善回避制度，而不必“因噎廢食”，反對教師兼職做律師。而何兵在此案中，正是原告方的代理律師。

　　但吳越認為，在我國當前情況下，法學院教授尤其是一些資深教授，還是能夠影響司法的。“資深教授們名氣大，有些人就利用這一點，讓這些名教授去說服自己當年的學生，即現在的法官改變他的裁判立場。”

　　法學教師兼職律師是“不務正業”？

　　吳越認為，允許法學教師當兼職律師，實際上等于慫恿他們不務正業。“現在有少數法學教師，除了上課之外，基本上不做學問，大部分時間都用于打官司去了。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

　　有人在網上對此回應說，法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學科，不僅僅有“陽春白雪”的法律理論，更重要的，是要有貼近現實的法律實踐。“很難想象，一位從來沒有參與過法院庭審的人，可以很好地教學生訴訟技巧。以一個實證調查者的身份進入訴訟，也不能代替作為兼職律師所獲得的豐富親身體驗。因此，通過從事兼職律師來促進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的實踐性，既是可能也是必要的。”

　　律師蔡從云覺得，律師的主要職責是打官司，法學院的教師們的主要精力要放在法學研究方面，既當教師又當律師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也不符合律師行業全心全意為客戶服務的原則。“律師和法學教師是很不同的職業，律師在上崗之前必須經過一年的實習，而很多去當律師的法學教師有經過職業培訓嗎？”蔡律師覺得，法學教師從事司法實踐相對較少，很多時候是從理論出發，并不一定適合實際案件。所以很多案件中，律師和法學教師的觀點不同，導致很多簡單的案子變復雜。“我們國家的法律在操作層面上太復雜了，其實越單純越容易解決問題。法學教師當律師，有點不倫不類。”蔡律師說。

　　即將畢業的武漢某高校法學院學生小凌不太希望老師出去當兼職律師，他覺得會影響教學質量。“我更傾向于德國的律師制度。”小凌說。德國的律師制度跟我國相反，它規定律師可以到大學兼職做名譽教授，而教授作為國家公務員，不能兼職做律師。

　　但杭州某高校法律系大三女生小杜卻贊成老師兼職當律師。她說：“律師是個實務型的工作，接觸面很廣，上課時老師可以運用他實踐操作中的經驗，比單純講書面內容有趣多了！學生也更容易接受。”

　　“一個法學院的教授，他不懂實務怎么教書育人？紙上談兵是教不出什么名堂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是律師兼職制度的支持者，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影響司法公正性或者影響教學質量都不是反對兼職制度的理由。

　　顧永忠說，他之所以離開學校去當了10年律師，就是因為覺得自己的實務經驗不足，無法教給學生真正有用的知識。“我當了10年律師之后，再回學校教書，就覺得得心應手。”

　　“我一年只接一兩個案子，甚至一個也不接，這怎么會影響教學質量呢？”顧教授表示，老師完成教學任務是學校管理的，對教學的態度，關鍵也在于教授本人。

　　還有人舉例稱，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允許法學教師兼職做律師，教授兼職律師在美國很普遍。哈佛大學法學院知名教授艾倫·德肖微茨也是美國最有名的律師之一，因為成功辦理辛普森案、泰森案、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克林頓總統彈劾案和美國總統大選案等著名案件而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刑事辯護律師”。而在我國，一些著名的法學教授，例如北京大學的姜明安、中國人民大學的陳衛東等人，都是有著豐富經驗的兼職律師，這對他們的教學是有促進的。

　　吳越稱，教授是否適宜當兼職律師，這個的確不能一概而論。他本人也有一本兼職的律師執業執照，也曾經打過幾個小官司。的確，教授當兼職律師有其好處，例如積累經驗，為教學科研服務等。但他依然認為，在我國，教授當兼職律師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吳越認為，美國大多數大學是私立大學，私立大學的教授兼職當律師，這是大學的內部事務，不關國家立法的事。我國的大學絕大部分是公立大學，無論是剛剛出道的助教，還是赫赫有名的教授、博導，都是在領取國家工資，如果允許教授們去做兼職律師，的確存在利益沖突與身份沖突。 本報記者 王俊秀 實習生 楊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