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于建

　　提到孔祥言、朱毅麟、李頤黎和褚桂柏這四個名字，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們是航天界頗有知名度的專家。然而，他們四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組織——“四人小組”，由錢學森耳提面命，進行我國早期衛星技術和空間技術發展方向的艱苦探索，這一段歷史卻少有人知。

　　昨天下午，這四人來到設在航天大院內錢學森家中的靈堂，為他們的“錢先生”送行。錢老“四大弟子”在接受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時，回憶了這段往事。同時他們在思考，作為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是怎么成為一代科學巨匠的？而錢老為何給溫總理寫信，擔憂學校總培養不出優秀人才？

　　每周見錢老一次

　　1963 年1月，國務院調整從事研究發展導彈和火箭任務的組織機構，決定將上海機電設計院劃歸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建制。錢學森建議，上海機電設計院選派4名年輕技術人員到國防部五院來，由他親自指導，開展人造衛星研究設計的先期準備工作。對這四個人的專業要求，錢學森提出：兩個力學專業，一個動力推進專業，一個理論物理專業。

　　當年二三十歲的孔祥言、朱毅麟、李頤黎和褚桂柏被選派上來。褚桂柏回憶說：“1963年春節一過，我們四個人就來到北京，當時錢老看到我們的檔案，就笑瞇瞇的，還說和我們是校友，因為我們都在上海交大機車系讀過書。”錢學森這么一說一笑，一直特緊張的四個人也就松弛下來。

　　就這樣，他們組成了“四人小組”。當時錢學森交給他們的任務是搜集和學習國外人造衛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技術資料，跟蹤國外宇航技術的發展動向，在此基礎上編制我國衛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規劃。四個小伙子心潮澎湃，干得是熱火朝天。李頤黎回憶：“當時我們有一陣兒在關注阿波羅登月，那時候晚上在回宿舍的路上，一仰臉看到月亮，就會想，這就是阿波羅登的月亮啊！”

　　由于錢學森工作繁忙，“四人小組”每星期只能見到他一次，每次大概兩三個小時。這段時間，先由組長孔祥言為主匯報一周來工作的情況，包括收集到的參考資料的名稱、內容及遇到的困難和下一步的打算。他們記得特別清楚，錢老總是教導說：“對國外的資料要獨立思考，善于分析，不要人云亦云。”

　　給錢老起外號“化學系”

　　為了讓“四人小組”盡快步入衛星和星際航行這一尖端科技殿堂，錢學森還采取多種方式培養他們，其中一項就是讓他們為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講授《星際航行概論》。

　　1961年9月18日，錢學森在中關村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的大階梯教室開啟了《星際航行概論》的第一期課。當時場面十分火爆，“不少人都是自己帶著小馬扎過來聽課。”而實際上，這門課還沒有教材，每次都是由錢老的兩個助手給大家印發講義。

　　“那時讓我們替他講這門課，感到很有壓力，我們就很刻苦地研讀教材，錢老還鼓勵我們提出自己對教材修改的意見。”正是在錢老的鼓勵下，“四人小組”很順利地完成了講課任務。

　　當然，“四人小組”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小組。他們透露：曾經給錢老起過外號——“化學系”。錢學森給熟人寫信，簽名比較潦草，“錢”字寫得像“化”，但“學” 字不怎么走樣，“森”字則有點像“系”。于是他們就給錢老起了個外號——化學系。每當給“四人小組”寫紙條或者批示文件，“四人小組”一看簽名，就會笑著說：“化學系又來了。”

　　不敢發言遭受唯一一次批評

　　錢學森培養“四人小組”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讓他們擔任星際航行座談會的秘書。這個座談會是1961年由錢學森、趙九章、竺可楨等知名科學家發起的不定期學術活動。1961年至1964年，座談會共舉行了12次。

　　“四人小組”回憶，有一次，由一位空間醫學專家作空間生理學和生物學的報告。隨后的討論中，錢老說，運載火箭振動對人體的影響是載人航天必須研究的重要問題， “首先要分析振動對人眼球的影響，從力學觀點看，人的眼眶就像是一個彈性支座，眼球就像彈性支座上的質量，它的共振頻率是可以計算出來的。”正是錢老的這些發言讓“四人小組”大開眼界。

　　不過，錢老對“四人小組”要求極高，不僅要求他們去聽座談會，還要主動參與發言。孔祥言回憶：“第一次參加座談會，看到與會的都是科學界的頂尖人物，我們幾個誰也不敢發言，后來錢老就批評了我們，這也是他唯一一次批評我們，他真的是希望我們盡快成才。”

　　他們的確是成才了。1964年5月，在錢學森的推動下，上海機電設計院以“四人小組”為骨干，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衛星總體研究室——第七研究室。 1965年5月，該研究室完成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方案設想》；1966年至1969年，完成了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的方案設計。“四人小組就是我國早期研制衛星探索的種子，而錢老就是這粒種子的播撒者。”

　　誰還能冒出來？

　　是什么讓錢學森成為一代科學巨匠？他的四大弟子昨天這樣總結：

　　——關注細節。錢老給人回信都留底稿；書寫的文件總是工工整整，有點卷邊他都覺得不可思議；

　　—— 民主學風。這一點應該是從老師馮·卡門那里傳承下來的。馮·卡門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任教，把德國格丁根大學的民主學風也帶到美國。他每星期主持召開一次研究討論會和一次學術研討會，不論是專家權威，還是普通研究生，一律平等，暢所欲言。錢老也把這一學風傳承給“四人小組”，“他總是鼓勵我們多提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創新精神。“錢老總是對我們講，一定要有自己的東西，否則一切都免談，這就是要求創新”。

　　——奉獻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錢老多次在我們五院表示，年輕人要多學習，多努力工作，提倡晚婚，他本人做到了這一點。”

　　昨天，錢老的長子錢永剛對本報記者說：“父親在晚年也反復總結過自己的科學思想，那就是大科學研制、科學組織管理的效率化和系統化等。”

　　而針對“為什么現在科學巨匠難以產生”這樣的問題，“四人小組”表示，“這是一個浮躁的時代，不少人都是急功近利。”錢永剛表示，如今教育的土壤還需要耕耘。錢老生前就曾對溫總理陳詞：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個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