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堆社會熱點 重宣傳輕實干

　　暑假開始了，不少大學生也投入到暑期社會實踐活動中。不過，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了不少怪現象，值得深思。

　　四川支教扎堆超出震區接待能力

　　在四川北川羌族自治縣擂鼓小學，孩子們在暑期又回到了學校。吸引他們的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志愿者支教隊伍。從7月初起至今，來自香港、上海、南京和四川本地的近10所高校的志愿者陸續來到擂鼓，召集學生回到學校參加暑期課程。這些課程五花八門，并不針對學生的常規課業，被稱為素養拓展和通識教育。

　　四川的中小學校和全國各地的學校一樣，從7月1日起開始放暑假，但北川、綿竹等重震區的不少中小學校在假期前向全體學生發布了通知，可以在假期自愿參與全國各地志愿者開辦的暑期課程。

　　一位在擂鼓支教的志愿者告訴記者：“這里的資源已經飽和了，我們和別的團隊成員開玩笑說，我們還要憑本事搶生源呢。”而在距離擂鼓鎮直線距離不到10公里的通口鎮一所學校中，目前卻僅有一支支教團隊。志愿者說：“學校的地理位置、知名程度決定了志愿者的選擇，可能會有一些盲目。”

　　記者了解到，在去年“5·12”地震中同樣受災較嚴重的甘肅、云南、陜西等省份，非常需要大學生暑期前往支教。

　　據了解，今年赴四川暑期實踐的隊伍大大多于去年，成為了最熱門的暑期實踐地點。

　　上海某高校社會實踐項目負責人分析稱，這是因為去年各高校申報暑期社會實踐項目的截止日期絕大多數在5月上旬，所以只有極少數的暑期實踐團隊到了四川震區。但今年想赴四川的社會實踐團隊非常多，大學生都希望能夠在艱苦的地方鍛煉自己，這也就造成了扎堆四川的情況出現。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僅上海地區的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華大學這4所高校，就有40多支暑期社會實踐團隊立項赴四川震區進行支教、調研等活動，總人數超過500人。

　　今年上海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的另一個熱點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從上海某高校的暑期社會實踐申報情況來看，赴四川支教、調研的團隊有21支，而在上海本地考察世博會相關情況和調研的團隊有24支。

　　在與上海世博會相關的暑期實踐中，從“借鑒杭州，呼喚上海特色世博紀念品”調研到“迎世博城區改遷居民生活成本及安置意向調查與分析”，無所不包，體現了大學生對社會熱點現象的敏感與關注。但同時，也有大學生反映，選擇這些熱點的原因之一是“容易申報立項，也比較容易申請經費”。

　　華東師范大學團委副書記洪燕告訴記者，今年早些時候學校就接到消息——四川正在緊張重建，當地不少學校甚至提前放假了，并不希望有過多的隊伍過去打擾，“我覺得學生并不應該單純地按照社會熱點來選擇實踐項目，不要哪兒熱就在哪兒扎堆。”

　　洪燕表示，大學生的初衷都是好的，希望利用暑期這段集中的時間去幫助他人，實現自我價值。往年，暑期社會實踐主要集中在服務基層、服務農村，今年由于世博會即將召開，城市也成為了重點關注的對象。她認為，學校和團組織應該起到指引的作用，給出一些大局上的指導性建議，“中國的熱土很廣闊，大學生可以發揮才干的天地也很廣闊”。

　　過分注重媒體宣傳帶有功利化傾向

　　最近，上海某部屬高校的唐同學一邊在四川進行暑期社會實踐，一邊為了團隊的實習成果忙碌，“在立項答辯之后，學校老師告訴我們，如果能夠讓優秀的實習成果在大眾媒體上有所反映，不僅為學校爭光，也能給自己添彩。”

　　唐同學的團隊多由計算機專業的同學組成，他們專注于為震區茂縣的一家羌繡工廠進行信息化建設。“我們的團隊希望能夠盡一些實在的努力，如果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有媒體的支持可能會擴大影響，也能給團隊精神上一些鼓勵。”

　　但唐同學直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媒體愿意報道他們的暑期社會實踐，原因是記者們表示“這樣的情況太多了”。

　　近些年來，大學生社會實踐團隊越來越重視媒體的報道，一些社會實踐團隊甚至還設立了“媒體聯絡部”或“宣傳組”等部門，有專門的學生負責和媒體記者聯系報道事宜。

　　今年暑假前，記者就接到幾名大學生的電話，希望對他們的社會實踐項目進行報道。由于社會實踐的內容并不適合新聞報道，記者婉拒了這些大學生的請求。但仍有大學生不甘心，多次致電記者“哪怕發個豆腐塊也行啊”，甚至有一位大學生表示：“我們可以根據您的要求修改實踐方案啊，您覺得怎樣好發，我們可以調整。”一些學生還沒著手做好事，就要求記者全程跟蹤，擴大影響。

　　北京的雷記者介紹了他采訪四川支教學生的情景。

　　這些學生將自己來四川第一天起做的好事一一拍攝下來，交給記者做素材。“可見他們從一開始就很有心計”，記者看幾位學生一直跟他到機場，以為來送行。學生卻迎上來問：“請談談您對我們奉獻青春報效祖國行動的看法？”記者剛想說，“你們還沒做什么，我怎么知道將來的實效”，卻看見一個 DV“嘩”地從后面舉了出來，已經有同學又在錄像了。

　　記者詢問了上海幾家媒體的教育記者，大家都深有同感，每年寒暑假期間都會遭遇一些大學生的“騷擾”，有的還比較委婉，就是詢問有沒有報道的可能性；有的則非常直接，要求記者過來采訪，“一方面感覺現在大學生的宣傳意識增強了，但另一方面，也未免有點太功利了。”一位記者這樣說。

　　在各高校的暑期社會實踐評分標準中，記者并沒有發現明文規定社會媒體報道與暑期社會實踐成績或經費有聯系。但多所高校參與暑期社會實踐的大學生表示，在宣講會、培訓或答辯會上，相關老師經常會有“媒體報道可能會使實踐更有意義”等類似說法。

　　而且一些高校也明確鼓勵學生加強宣傳，比如遼寧一所高校在今年的“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通知”中就要求各學院“要做好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積極聯系電視、廣播、報紙、網絡等宣傳媒體，積極主動地開展宣傳工作，為活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江蘇一所高校也要求學生積極聯系媒體做好宣傳報道工作，與新聞媒體加強聯系，加大宣傳力度，在需上交的書面材料中也包括“各相關媒體對實踐活動的報道”；浙江一所高校甚至還制訂了“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宣傳工作須知”，要求學生“活動期間密切聯系新聞媒體，要運用多種媒體加大宣傳工作力度，擴大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在社會上的影響，提高學校聲譽，形成良好的社會輿論聲勢”，同時還列出了不少媒體的聯絡方式，而且稿件在校外媒體刊登，還計入成績。

　　上海交大團委社會實踐部部長王麗華老師表示，社會實踐重在學生自己有所學、有所得，而不是搞面子工程，這有違社會實踐的初衷。 實習生 夏天怡 本報記者 周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