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蜚聲海內(nèi)外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迎來了建校50周年華誕。紀念大會現(xiàn)場氣氛熱烈而歡快。但細心的人們發(fā)現(xiàn)，如此重要的“盛典”場面，并沒有設置人們印象中莊嚴盛大的主席臺，只是在臺上設置了一排簡樸的嘉賓席，幾大“軍團”校友：無論是青年科技精英，還是商界領袖；無論是身著軍裝的將軍，還是兩鬢染霜的院士，無一例外都在臺下就座。

　　紀念大會的現(xiàn)場主持人、中國科大黨委書記郭傳杰說，這就是科大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民主傳統(tǒng)和樸實作風，無論什么重要的場合，主角總是臺上的演講者，其他人都是臺下的觀眾，群眾和領導沒什么分別。這一簡單而又“經(jīng)典”的場面，也正是中國科大辦學50年堅守大學之道的縮影。

　　簡樸辦學

　　科大沒有一個人們想象中氣勢恢宏壯觀的校門。作為中國科大歷史象征的代表，老北門曾經(jīng)有一次“扶正”的機會。幾年前，在為老北門外擴進來的園區(qū)設計新大門時，曾有一款大理石柱結構、頗具現(xiàn)代時尚的校門圖紙，幾乎獲得一致好評，可是在最終討論時被否決，原因很簡單：大門結實大方就好，還是省下錢來集中用于教學資源配置。

　　中國科大是個“窮”高校。“到現(xiàn)在，我們也沒有標志性的建筑，沒有校辦產(chǎn)業(yè)，沒有能登上富豪榜的校友。”1962年起到中國科技大學工作的辛厚文教授感慨道。

　　的確，科大校園內(nèi)最貴的一棟樓是合肥微尺度國家實驗室，花了1.2億元。相比之下，建于上個世紀的依然在高效率使用的辦公樓，內(nèi)部卻沒有多大的裝修，以至于不少高校同行都會發(fā)出這樣的驚嘆：哪有辦公樓是這個樣子的？

　　“我和書記的辦公室是辦公樓里最大的。”中國科大校長、中科院院士朱清時說。他所謂的最大的辦公室是兩間辦公室打開隔斷變成2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目前校內(nèi)最好的宿舍樓，是上個世紀90年代給教授蓋的，朱清時因為自己的教授身份得以享受這一“豪華”待遇：107平方米。

　　“科大的精神不允許辦公樓蓋得很豪華。”朱清時校長說。50年來，盡管整個國家從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型，中國科大卻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樸素本色。

　　1958年入學的阮耀鐘還記得，當年北京若有游行或集會，一眼就能認出哪支隊伍是科大：科大學生穿得最差，然后差不多每個人都帶本書，游行的時候，只要隊伍一慢下來或停下來，就捧著書看的，準是科大的。

　　因為科大的樸素，當年甚至發(fā)生過這樣一件事：1963年歡迎印尼總統(tǒng)蘇加諾訪華時，科大的隊伍本來是排在釣魚臺賓館門口。可等到歡送的時候，卻排到三里河大街上了。管禮賓的同志說，科大的同學太“那個”了，言下之意是過于艱苦樸素。

　　上世紀70年代科大南遷安徽時，身為重點大學的中國科大條件很是寒磣。眾多的儀器和大型設備全靠老師們用自己的雙手搬運、安裝和修復；沒有大樓，老師們自己蓋窯場燒磚建樓；沒有實驗室，就把廁所扒了，把樓道隔出小間當成實驗室搞研究……

　　中國科大常務副校長、中科院院士侯建國還記得自己1995年回國時，第一個月的工資只有527元，與他在國外的工資相差懸殊，實驗室里也只有一批陳舊的設備，有限的科研經(jīng)費買不起昂貴的國外設備，他和同事、同學們就開始自力更生：鍍膜機是1972年的，基本處于“退休”狀態(tài)，他們修好了接著用；聽說上海有一臺閑置的X光機壞了，沒人用，他們就自己開著卡車到上海拉回來，修好后用得挺歡。

　　侯建國從事的是單分子選健化學的研究。當時，碳60的材料很貴，一克要1000多元,實驗室有限的經(jīng)費讓人舍不得買，但是實驗又要用，怎么辦？他就和同學們買來碳棒燒，自制碳粉，經(jīng)費節(jié)省了一半還多，只是他和同學們都變成了手臉黑乎乎的“燒炭翁”。

　　有同學覺得科學家做這樣的事情太委屈。侯建國告訴學生，科學家的關鍵是能把每件小事都做好，才能成為大科學家。幾年后，他的研究獲得中科院的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中科院院士錢臨照先生是侯建國的老師。錢先生的話時時激勵著侯建國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科研：“做科學研究，最關鍵的是科學思想和創(chuàng)新意識，條件差點沒有關系，只要找到好的突破口，一樣會取得一流的成果。”

　　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中國科大走過了50年。從創(chuàng)辦之初到如今，中國科大從來都在國家一流重點大學的梯隊之中，盡管它的科研條件從來不是全國最好的。2003年，學校總經(jīng)費4億多元，到2005年增加到7億多元，相比國內(nèi)同樣類型的研究型高校，明顯少很多。可是有這樣一組數(shù)據(jù)：從2003年到2008年，在全國高校中，惟有中國科大連續(xù)5年在兩院院士評選出的年度全國十大科技進展中榜上有名。量子調(diào)控方向的成果，屢次被國際物理學界評為年度重大成果。10年來，科大高水平論文引用率更是位居全國高校之首。

　　民主辦學

　　中國科大黨委書記郭傳杰記得很清楚，2003年5月28日自己剛從北京到合肥履職的第一天，科大的民主校風就撲面而來。

　　這天上午，中科院院長路甬祥、中組部和安徽省委負責同志到中國科大宣布這屆班子的主要人選。中午，郭傳杰就在校園網(wǎng)BBS上看到兩條意見。其中一條意見是提給路甬祥院長的。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盡管路甬祥本人不愿意警車跟隨，但是有關部門根據(jù)安全保衛(wèi)規(guī)定派了警車引路。學生們在BBS上提出強烈批評：這里是校園。學校為此與有關部門溝通，并達成一致，今后，凡有國家領導來科大視察，警車在校園里不再鳴笛。

　　郭傳杰非常喜歡這種氛圍。中國科大到現(xiàn)在也沒有教工食堂，所有人都在學生食堂進餐。郭傳杰在排隊或用餐的時候，同學們對學校的意見無論是大事小事，都是當面就提。“民主辦學，是科大優(yōu)良傳統(tǒng)之一。大學是培養(yǎng)高級人才的地方，是追求真理，創(chuàng)造知識的所在。如果只惟書，惟上，搞一言堂，那就不是大學。”他說。

　　這種氛圍在中國科大的文化中還有另外一個體現(xiàn)，就是官本位沒有市場。2004年科大進行機構改革，機關有48個處級崗位公開競聘，根本沒有出現(xiàn)一些地方幾十人爭一個處長的“火爆”場面，既沒有不符合條件的人跟著瞎起哄，主動參加競聘答辯的人心態(tài)也很坦然：不行就當是一次練習。

　　中國科大黨委常務副書記許武說，在科大，“當官”做管理就意味著奉獻，意味著服務，意味著辛苦，意味著可能失去單純當教授做研究的自由和清閑，而所謂的“好處”，卻沒有什么，甚至收入更少。從建校以來，學校的傳統(tǒng)就是強調(diào)教學科研，強調(diào)學術。

　　這種民主更是同樣體現(xiàn)在對學術的追求中。在科大的創(chuàng)辦者中，不乏錢學森、華羅庚、嚴濟慈等學術權威。但是這些大師本來就開明，提攜后學，不壓新人。

　　科大遷到合肥后，青壯年教師挑起學術大梁。這批青年教師敢說、敢想、敢干，同時也把這種風氣傳給了學生。科大地球與空間學院孫立廣教授還記得1977年恢復高考后，飽嘗“文革”10年無書讀的痛苦，學生們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環(huán)境。學術報告會大多是場場爆滿，本科生向權威提問甚至挑戰(zhàn)是常有的事。

　　微尺度國家實驗室的趙愛迪副教授從1996年考入近代物理系等離子體物理專業(yè)以后，一共換過3個專業(yè)方向。在本科畢業(yè)的時候，趙愛迪認為自己不適合原專業(yè)，他選擇追隨自己的愿望，轉讀單分子物理化學。9月13日，他已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為期1年的研究，而這次出去研究的方向則換成納米材料和納米器械。這是學校的硬性規(guī)定，國家實驗室的人出國必須換專業(yè)，以避免學術上的近親繁殖。

　　在中國科大轉專業(yè)是常事。“這是好事。我們必須會獨立思考，有能力選擇自己的課題方向。”趙愛迪說。2005年，博士生趙愛迪作為主要成員，與自己的導師侯建國院士一起首次實現(xiàn)單分子自旋態(tài)調(diào)控。這項研究位列2005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科技進展。

　　科學辦學

　　“1860”，對于科大師生和鐘情于科大的考生、家長來說，人人皆知。近7年來，這是科大本科招生一成不變的數(shù)額。

　　2001年，在全國高校擴招的大背景下，科大的本科生從原來1300人增加到1860人，當年，校方就明白了擴招帶來的后果：一是學生自習的地方緊張，二是任課老師排不過來。校長朱清時說：“每所大學都應有一個‘極限容量’，一個班20~30名學生，學生和老師間就會有很好的溝通和交流機會；如果是40~50人，就已經(jīng)到了可以承受的極限；如果再多，上課就變成了‘報告會’，很多學生就會失去和老師交流、進入實驗室實際操作等機會。”此后，科大的新生人數(shù)再也沒有增加。在高校大規(guī)模擴招的形勢下，科大的這個數(shù)字被戲稱為“恒數(shù)”。

　　“科大50年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不跟風，不盲從，按照科學規(guī)律辦事。”朱清時校長說。與一般學校不同的是，科大是一批老科學家建校，科大要按照他們心目中一流的標準來辦。老科學家們給學校帶來的不僅是一流的教學，還帶來了科學的作風。

　　建校之初正逢大躍進，很多學校都停課。時任校長的郭沫若認為大學生不上課，還叫什么大學。結果，科大只停了3周，是所有學校中停課最少的。“文革”期間，科大雖然身處逆境，但老師們敢于頂著壓力從事科研工作。天體物理專業(yè)的幾位年輕老師利用晚上業(yè)余時間躲在地下室從事天體物理研究，1972年發(fā)表了新中國第一篇宇宙學論文，但很快受到批判。因為宇宙學在當時的中國一直被禁止，認為研究宇宙學是唯心主義的。可學校領導卻堅定地站在他們一邊，鼓勵他們繼續(xù)研究下去。結果天體物理研究小組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榮獲“先進集體”獎，而這個“先進集體”里后來出了好幾位院士。

　　上世紀80年代，許多高校刮起下海經(jīng)商風潮，學生擺攤，老師經(jīng)商，極大干擾了學校的教學秩序。時任科大校長的谷超豪主持校務會議討論決定，中國科大師生不允許下海經(jīng)商，若要下海，你就離開學校。這樣一個小措施，保證了科大正常的教學秩序。

　　到了90年代，有經(jīng)濟學家提出教育產(chǎn)業(yè)化。就在教育產(chǎn)業(yè)化叫得最兇的時候，中國科大的校務會討論認為，學校主要是為國家培養(yǎng)人才，是國家事業(yè)，而不是賺錢單位，不能超額收取學費，增加學生負擔，把那些有才而無錢的優(yōu)秀學生拒之門外。

　　“這些例子，并非學校的重大決策或者改革，只是一件件小事。如果處理不好，違背教育規(guī)律，其結果必定是把一個好的教育理念變成一個空喊的口號。”中國科大首屆畢業(yè)生、曾任副校長的韓榮典教授說，“教育規(guī)律是人類長期教育實踐的結晶，也是教育界人人都能說出的幾條普通道理。關鍵在于教育實踐中能否執(zhí)行，尤其是外界環(huán)境惡劣的時候，能否大無畏地按照教育規(guī)律辦學。中國科大的師生領導在最困難的時候能夠以為國家培養(yǎng)高質(zhì)量人才為目標，頂住極左思潮的壓力，也不受違背教育規(guī)律的風氣影響，按教育規(guī)律走自己的路，這是科大能夠超常規(guī)發(fā)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 (記者 原春琳 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