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封新收郵件！當記者出差十天后回來打開個人郵箱時，不禁嚇了一跳。這109封郵件除了少數幾封是記者私人郵件以外，絕大多數是陌生的大學生發來的，且都是同一個內容：我們正在進行××社會實踐活動，能否報道一下？僅7月19日一天，就有一支來自下沙的大學生實踐小分隊發來11封郵件！當天晚上12點半，記者再度接到一位大學生自薦社會實踐活動的投稿電話。

　　仔細查閱一下，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豐富多彩。許多學生不顧余震去了四川支教、陪護四川地震傷員；有的關注弱勢群體，免費教民工子女、走進杭州流浪兒童救助中心、關注自閉癥兒童；有許多隊伍是宣傳奧運的；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還有一群學生專程趕到東陽橫店鎮，以此為縮影了解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但如果以“新聞”的角度衡量，那絕大部分社會實踐活動都不適合見報。來自團省委的信息，今年全省共有70余所高校的6000多支社會實踐小分隊，在大多數高校，這只是一門人人必修的學分課，是常態。

　　然而得到記者婉拒后，依然有許多學生熱情地投稿，記者的郵箱里，有關大學生社會實踐的郵件已超過200封。

　　一次跟蹤“投稿”全過程全員出動“掃蕩”媒體

　　7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我們跟蹤省內某大學經濟學院的王睿，目睹了他在浙江廣播電視集團的“投稿”過程，他在社會實踐小分隊中的分工是聯系媒體。

　　來到廣電大樓的時候，保安人員就把我們攔在了門外，詢問我們是來干什么的。王睿搶先說：“我們是來找省經濟臺一位姓林的記者”。保安放我們進去了，“其實我根本不認識這位記者”，王睿說，“可如果說我們是來找媒體的話，有可能不讓進，因為不少媒體對于這樣的事興趣不大。”

　　進電梯時，王睿說他已經做了很多的準備，排除了1~4層和最上面的幾層，因為他覺得一般記者是集中在中間的一些樓層的。出了電梯之后，王睿深吸了一口氣，一直斗志滿滿的他也有些緊張，然后又顯得很有自信地踏進了那些開著門的辦公室。

　　接下來，每一個只要是開著門的辦公室，我們都會進去，甚至我們在等電梯的時候碰到的一位記者，也被王睿拉住講了半天。一個半小時，我們走過經濟部、都市新聞部、科技教育部，甚至是體育部、錄音室和后期剪輯的辦公室，最后有幾個記者和編輯被煩怕了，勉強把自己的聯系方式留給我們，多數是郵箱，也沒有確切地回答是否會報道。

　　但王睿覺得收獲不錯。“只要在實踐的最后階段再來‘掃蕩’一遍，應該會有一定效果的。”

　　記者調查發現：一個學校幾十支、乃至上百支社會實踐隊伍，幾乎每一支都有專門人員負責聯系媒體。有的出動兩名同學專門負責寫稿，其他同學負責找媒體；有的是整支隊伍在社會實踐結束后，動用父母等各種關系出去找媒體；還有的則是老師幫助找媒體。在一位姓徐的大三學生那里，記者看到了一份媒體通訊錄，“這是學校提供的”。有中央、省級、縣市三級共近40家媒體(或聯絡站)記者的聯系方式，涵蓋了電視、報紙、網絡。

　　一份社會實踐獎勵細則 按見報字數“明碼標價”

　　為什么急著要投稿？記者問學生。“如果能上媒體的話，人家對我們整個活動的關注度肯定會有提高，而且可以鍛煉我們的能力。”

　　記者追問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學生坦言：“在評比‘暑期社會實踐先進個人和優秀團隊’時，媒體報道與否占了很大的一塊分數。”

　　一位姓張的學生點擊校網讓記者看了學校一份有關社會實踐的公告，其中提出：“要把志愿者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的宣傳擺上重要日程，列入計劃，要加強與當地政府、新聞媒體等部門與組織的合作。要協調新聞媒體，及時提供新聞線索，開辟專題、專欄……”

　　隨后，記者又在三所大學的校網上發現了類似“指導內容”。有一位學生還出示了一張他們學校的社會實踐的評選細則：沒有強制要求社會實踐活動必須要投稿，但規定如果有投稿并被縣市級媒體錄用，可以加6至20分。

　　經濟學院學生王睿已經嘗到了甜頭。去年他參與的社會實踐活動所拍攝的影像材料偶然間被當地一家電視臺采用。雖然最后他們的小分隊并沒有被評為優秀小分隊，但王睿因為成功聯系到媒體，被評為了社會實踐先進個人，并獲得了500元的社會實踐獎學金。“我發現那些聯系到杭州本地媒體的社會實踐小分隊都獲獎了，而且聯系到的媒體越多排名越靠前。”

　　一位姓趙的同學說，按照他們學校的規定，社會實踐得獎可以在綜合素質評定上加分，這對于今后評比三好學生、優秀干部、獎學金等方面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位姓陸的同學說，他們學校還會給那些被媒體報道過的社會實踐小組報銷部分經費，報道做得越大，報銷的費用就越多，沒有被媒體報道的，只能自己負擔費用。

　　記者發現，在浙江某高校暑期社會實踐宣傳信息工作獎勵細則中，還明確列出，在國家級報刊、雜志上發表200字數以上的信息，獎勵4000元；在省級報刊、雜志上發表300字數以上的信息，獎勵3000元。在各級電臺、電視臺、網站上“露臉”都有相應的獎勵。

　　事實背后的“實話實說”

　　這是在鎂光燈背后的談話，在答應隱藏有關學生的背景、名字的前提下，記者與一些學生和老師進行了一場“實話實說”。

　　問：喜歡到處聯系媒體嗎？

　　俞學生：“非常不喜歡。這種四處求人的感覺很不好，而且如果找不到的話會感到很焦慮。但是為了團隊，又不得不和媒體聯系。”

　　莫同學：“沒覺得有多為難。早有不少學長給我打了預防針，我也做好了會被不斷地拒絕或者置之不理的心理準備。但這是一個鍛煉的機會，可以讓自己與真實的社會多多接觸，對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會有幫助。而且最終如果能夠成功的話，會很有成就感。”

　　陸同學：“我們今年連做社會實踐選題時也會刻意偏向能夠吸引媒體注意力的角度，給學校的策劃書和給媒體的策劃書是不一樣的。”

　　項老師：“我現在也在聯系媒體，希望我指導的實踐活動能被媒體報道，因為學校有要求。可我很不喜歡。我在校內公開場合反對過。(社會實踐)現在變成了某些學校的面子工程，紛紛攀比哪家被媒體報道最多。”

　　社會實踐重在做，不在說

　　從大學生投來的稿件中，記者感受到他們多少都有收獲。有一支隊伍雖然什么“好人好事”也沒做，就是去了一趟上虞感受青瓷文化，可在記者看來這也不錯。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建筑系的女孩戚姍姍就告訴過記者，她用學校給她的獎學金，跑回來看中國的建筑，并因此在畢業時開了個人畫展，這也是實踐的成果。

　　社會實踐的本意就是為了鼓勵學生多了解、多接觸社會。它的主體是“學生”，重在學生自己有所學、有所得。清華大學學生李強的《鄉村八記》的出現成為大學生社會實踐追求的標桿之一。然而正如一位領導所說，他最贊賞的就是李強有這份責任心。因此大學生要效仿的應該是一種社會責任心，而不是光光為了最后的“成績”，想以“盛大”的社會實踐成果登場，吸引媒體報道，搞面子工程，那實在是有違社會實踐的初衷。竊以為，社會實踐，重在做，不在說。學生已經在其中有所領悟，那便是最大的收獲。 (作者：俞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