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在戰火中劃出自己最燦爛的軌跡。但是，她并不是憑空出現的。

　　嚴格地說，她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此前10年，甚至20年變革和積累的一個結晶。

　　一所大學包括理念、體制、專業和課程等在內的實體的鑄成，往往依賴于校長及其管理團隊多年的努力。

　　因此，我們把目光投向變革時代的大學校長。

　　張伯苓，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創辦南開學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邊有一塊鹽堿荒地，是一個蘆葦雜草都不愿生長的地方。

　　張伯苓在此建起南開中學，此后一路“南開”，一直開發到有名的八里臺，創辦起民國時期最著名的非教會辦的私立大學——南開大學。

　　20世紀30年代，沿學校的主干道大中路，七橋一湖，夏季飄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齋圖書館。同學常雇一小船，放舟而去，弦歌不輟……

　　從鹽堿灘到桃花源，全靠張伯苓到處托缽化緣，一磚一瓦掙來。在抗戰前30余年發展中，張伯苓為南開系列學校募集數百萬資金，僅南開大學資產就增長到近3百萬銀元(以下貨幣單位同)。

　　這樣的集資成績，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奇跡。個中艱辛，張伯苓說：“余在外所歷艱難很多。”

　　1918年底，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張伯苓和嚴范孫(南開的另一個創辦人、被尊稱為“南開校父”)準備募集基金130萬元。嚴、張南下，拜望多次給南開捐款的天津老鄉、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懇請幫助籌款。遍訪各省大員，募集大洋8.5萬余元。

　　開辦的錢勉強夠了，日常開支還沒有著落。張二次南行，重訪李純。李純病重，未能謀面。他讓人轉告，籌集基金一事，他自有辦法。1920年10月12日，張伯苓回到天津不到兩周，李純因病自殺。臨死前立下遺囑，將家產的四分之一(約合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為永久基金。

　　張伯苓以南大董事會名義，推舉李純為大學創辦人，李純之弟李馨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開興建一座禮堂，命名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純銅像。

　　每年李純忌日，校方舉行紀念活動，由張伯苓出面，邀請李純家人，包括李的故舊部下、妹妹等人，前來銅像前致祭。天津各報竟相刊載，傳為佳話。多年來成為傳統，直到抗戰爆發。

　　張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還在于他始終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則。

　　張伯苓有兩個堅持：不以辦學為進身之階，不以辦學為求富之道。

　　南開的經費完全公開，每年的賬目都放在圖書館里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查當月賬目，他可以5分鐘內告訴你。南開教授的工薪最高為每月300元，他的工資卻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們住的是南開院內綠樹環繞、寧靜幽雅的百樹村，他卻住在陋巷的3間小房里30年安之若素。

　　張伯苓有一句名言：“用軍閥的銀子辦教育，就如同拿大糞澆出鮮嫩的白菜是一個理兒。”有時候，他還是會做一些妥協。1919年5月上旬，觸犯眾怒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遞交辭職書，悄然來到天津，表示愿捐1萬元，資助正在籌建中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張伯苓正苦于建校經費短缺，一時心動，準備聘任曹汝霖為南開大學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學會相繼寄信南開，表示異議和不滿。張伯苓接納多方意見，取消聘任曹汝霖為校董的計劃，拒絕曹氏捐款。

　　對于一些難以拒絕的入學托請，張伯苓發明以“試讀生”養免費生的辦法。有權勢者的子弟“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試讀一學期或一學年，不及格者就得刷掉。南開校友鄭家駿回憶說，“幾十年來我和內子(也是南開同班畢業)在世界各地偶爾遇到一些紳士淑女，敘談起來聽我們是南開人，也會說他們也在南開念過半年或一年書，內子和我聽了就會微笑對看一下，很有趣。”

　　“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

　　張伯苓說過，大學校長，第一條找錢，第二條找人。找錢，他找出了藝術；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適的人，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

　　“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南開雖小，卻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來任職西南聯大的化學系系主任楊石先、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師范學院院長黃鈺生、商學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陳克忠、中國近代數學的開創者姜立夫等等。

　　192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機構大學院《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所附“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最低月薪為400元，但南開教師的薪金遠遠低于這一標準。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有一批頂尖教授堅守在這里。

　　耶魯大學博士、南開商學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對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薪聘請，且工作和職責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憶錄》中寫道，“張校長站起身來，極其熱情而真誠地說，我應當留在南開，因為南開比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更需要我。他答應對陶教授說明我的情況，并且提出從大學預算中撥一部分款項供我下一學年研究之用。他還建議減少我的授課時間。我深受感動，當即決定留在南開。我向他建議在南開成立一個研究機構，他同意了”——這就是后來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開經濟研究所。

　　吳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畢業于南開大學，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話或許最能說明教師之所以選擇南開的原因：“我以為一個優良的大學，其必需的條件之一，自然是優良的學者教師，但更高一層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使其發展他的才能。”

　　南開經常處于虧空狀態，但張伯苓有這樣的信念：教育機構的賬上應該是赤字。任何學校當局若在年終銀行賬上有結余，證明他是一個守財奴，沒有充分利用這些錢辦件好事。張伯苓總是盡可能將每一分錢用在學生和教學上面。

　　教師們更為滿意的，還有南開機構精簡，辦事效率高。曾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的柳無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這位天才的領導者，他以身作則，引導人們如他一樣地為‘公能’的理想服務……環繞這位大校長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黃鈺生(教務)，伉乃如(注冊)，華午晴(財務)，孟琴襄(事務)與喻傳鑒(中學)。他們那種愛護南開，為校長效力，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感動了我們這一批外來的教授，雖然我們有時對于學校的行政作風并非完全同意。”

　　南開中學部主任喻傳鑒是南開中學第一班的畢業生，是張伯苓親自培養的師范生，梅貽琦和他是同班同學，曾邀請他到大學任教，但他志在中等教育。他和張伯苓一樣，也是一輩子只從事一件工作，耕耘于中等教育達50余年。南開人對他有一個十分貼切的比喻：“南開這艘船是張伯苓掌舵，喻傳鑒劃槳。”

　　華午晴，畢業于天津私立第一中學堂，后成為整個南開學校的會計課主任兼建筑課主任，總管全校的財務和基建。每一筆進賬和花費在他的心中都一清二楚。即使支出一筆小小的經費，就算是張伯苓親自提出來的，到了華午晴這里，他也要眼望天花板，慎重地思考一番。南開師生取唐詩“白眼望青天”之義，給他起個綽號叫“華白眼”。

　　1939年，華午晴因勞累過度而突發腦溢血去世。張伯苓提議把重慶南開中學的禮堂以他的名字命名。“午晴堂”這座禮堂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大禮堂，可以同時容納上千人，建筑造型樸實無華，頗有幾分華午晴生前的風格。

　　需要指出的是，南開的教師和行政人員往往是交叉任職的。秘書長黃鈺生曾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注冊課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學生喜愛的化學教師，華午晴是建筑能手，喻傳鑒則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

　　“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會”

　　張伯苓曾形容自己，“40多年來，我好像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只須不斷地向前滾，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頭會愈滾愈圓，路也會愈走愈寬的。”

　　1898年，英國以武力強迫日本轉讓對威海衛的租借權，張伯苓在北洋水師通濟艦上實習，親眼目睹“國幟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里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次，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

　　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說，張伯苓一生最大的困難，不是從沒緩解的籌款壓力，而是在社會轉型背景下，中國教育向何處去這個大課題。

　　北大教授陳平原認為，張伯苓發展出一種迥異于北大、清華的“實業興學”路線。南開之“私立”，不只體現在經濟上的自籌資金，更落實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與“自立”。

　　終其一生，張伯苓的“實業興學”路線都面臨非議。《何廉回憶錄》寫道：“他不欣賞自由教育，事實上在南開大學的課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來，他的定向是鼓勵職業的、實際的和技術性的學習。”

　　晚年的張伯苓逐漸認識到人文精神養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聯大歲月，也給了南開更開闊的視野。1946年后，南開增設中國文學系。

　　上世紀20年代，張伯苓經歷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刻。1924年，南開大學商科學生寧恩承，向學生會主辦的《南大周刊》投稿，名曰“輪回教育”。“輪回”就是轉圈子。作者指出，有兩個等級不同的圈子，一是國內升學圈子，從中學到大學，又從大學再轉回去教中學；另一為出國留學圈子，先到美國去，在美國混上幾年，然后再從美國轉回來，回國教大學。作者進一步問道：“這樣轉來轉去，老是循著這兩個圈子轉，有什么意思呢？學問嗎？什么叫做學問！救國嗎？就是這樣，便算救國嗎！”

　　這篇文章的確切中近代新式教育的兩大弊端：第一，學校所教授的內容，嚴重脫離社會實際。在張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開學校的歐美化傾向十分嚴重。1924年前后，南開學校的學制來自西方，教科書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譯本。據說南開大學生物課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國貨，只有這樣，才能和美國生物課本上的蚯蚓一致。

　　第二，教育改造社會的功能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以南開1931～1933年 畢業生之職業調查為例，從事教育的高達33.12%。

　　文章一出，全校教師嘩然。一些留美歸來的教師，對此種言論大為不滿。為了調解師生間的這場爭執，張伯苓召集學生代表開會討論。雙方僵持不下。張伯苓以退為進，出走北京。師生間的爭執還在繼續。“現雙方各走極端，學生們仍按時上課，秩序井然。惟無教員到班教授。于各種罷課中，此類罷課辦法，尚屬創聞。”

　　1925年初，在南開學校董事會調停下，師生雙方達成諒解。學生會致函張伯苓，向校長道歉，明確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讓步。

　　“輪回風波”告一段落，但余波未平。1925年4月，南開的80余名同學聯名上書校長，要求張伯苓改變教育方式，除了外語課以外，所有的課程應該一律改為國語講授。

　　張伯苓開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此種教育既非學生之需要，復不適于中國之國情，等于小販經商，行買行賣。”

　　1929年，他先后訪問美、英、意、法、瑞士、德、丹麥、挪威等國，歷時9個月。這次考查，是他學習西方教育的轉折點。他說，以前是研究學校的組織和外形，“現在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會”；以前覺得美國“樣樣都好，恨不得樣樣都搬到中國來”，現在知道，人家好是人家的，“教育宗旨不可仿造，當本其國情而定”。“土貨化”改革拉開序幕。新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重新定位南開：宗旨是“知中國，服務中國”。

　　改革之后，南開風氣為之一新。何廉領導的南開經濟研究所，開始發布享譽中外的“南開指數”，包括“華北批發物價指數”“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天津對外匯率指數”等。

　　當年何廉的研究生、后來擔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的楊敬年回憶說：“比如何廉講的財經學，講的都是中國財政，而我在大學讀的英文教材，講的是印度的財政學，所以南開大學的教材都是結合中國的，比如編寫天津物價指數啊，研究中國經濟的問題了，理論結合實際，結合得非常密切，這個是在當時一般國立大學都很少有的。”

　　從師法日本，到仿效歐美，再到“土貨化”，此舉一出，連蔡元培也嘆服。此前，談到張伯苓，他曾兩肩一聳，做不置可否狀:他么？辦中學還可以，辦大學么……(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