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役后，中國首派11名學生留日，是為1896年。不過，這11名中，有4名數月之后即因各種不適返國。不過，庚子之役后，清廷政策逐漸寬松，中國留日學生也一路大增。據統計，日俄戰爭前后，中國留日學生竟至8000人規模，此為中國第一次留日潮。

　　那次留日潮最大的成果就是辛亥革命，日本留學為此次革命培養了干部，擬定了理論。這場革命后，大批留日學生返國，從事軍政、教育、文化及工商行業，為數年之后的新文化運動提供了人才、思想、理論準備。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個“范式”變革。去年底，筆者在南京查閱那一期間報刊，最深的印象就是語言的變化。新文化運動之中，漢語中新詞新概念驟增。今天漢語中常用的抽象度較高的詞，求本溯源，很多來自日文。

　　1978年10 月，鄧小平訪日時曾乘新干線。有人問他感想，鄧小平形象地說：“好像后邊有人在推”。在日期間，他感慨道：“我們落后了。”那時，他強調要向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學習，“要成千上萬地派”留學生。那以后，中國形成近代后第二次留日潮。那么，第二次留日潮究竟給中國留下了什么呢？不少人可能會回答：“學會堅忍”。

　　如今，改革初期的那代人已經成熟，新一代留學生又走進日本校園，中國留日學生已占日本外國學生的60%左右。去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至2020年接受30萬名留學生的計劃。今年1月底，法務省決定簡化留學日本手續的規則。可以預計，在未來的十多年間，中國留日學生將進一步增加。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呢？110年來，我們一代代前來日本留學，究竟目的是為了什么呢?

　　前兩次留日學人面臨的課題，分別為如何建立近代國民國家，實現經濟科技現代化。而在今天，中國已非閉關自守的社會，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在社會硬件之外，更需要建設與發達經濟相適應的社會倫理與秩序。

　　筆者覺得，對21世紀新生代留日學生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人心的培養。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強調的“公德”和“自治”，如今仍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建立一種“公共意識”，這是歷史賦予這代人留日的任務。

　　《新民說》中寫道：“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梁啟超認為，中國傳統教育中，私德教育多于公德教育。在這方面，日本社會“公德”觀念值得考察。日本人觀念中，在國家與私人之間存在一個比較廣闊的公共部分，這個部分為公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例如，日本非常普及的公共圖書館網絡、地方市民會堂等，都是全體公民可以利用的空間。日本的鐵路系統、便利店，均允許外來者使用他們的廁所，即使他們并非鐵路、便利店的乘客或顧客。中國社會需要建立這種公共空間，同時也需要一種與之適應的公共道德。

　　梁啟超強調的“自治”也很重要。清末，中國就曾計劃引進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民國時代，孫中山曾囑赴日留學生留心考察日本的自治制度。而日本社會更重視培養人的自治習慣。日本從幼兒園到大學，都存在這種一貫的自治教育。學生組織各種俱樂部，同好會，在這些自治組織中實行民主，推舉領導，而組織成員心悅誠服遵從團體內權威。

　　此外，“合作”也是公共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筆者常辦中日學生、市民交流會。我發現，在此類活動參加者中，不論日本主婦還是學生，相互配合十分協調默契，往往不用我費心。至于活動結束，他們肯定會將會場迅速清掃干凈，不留任何污跡。日本社會存在一種強大的集團主義傳統，日本人常常自覺地抱團合作，由此可見一斑。

　　前兩代留日學生，學習的結果是讓我們建立了新的文化范式、填補知識斷層。而今天，考察日本社會的公共領域，對我們實現社會轉型的心理層面具有很大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新一代留日學生將會發揮很大作用。　　(劉迪　　日本杏林大學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