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徐鵬遠

　　發于2025.12.1總第121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梁鴻比從前胖了不少，已經突破了人生的歷史紀錄。陡增的體重緣于精神壓力。過去幾年，梁鴻投入了一場新的創作旅程，以當下的青少年心理問題為切口，探知成長與教育中的矛盾、撕扯和創傷。她跑了很多地方，做調查做采訪，走進了一個又一個陷在困境里的家庭，聆聽他們的哀泣，目睹他們的掙扎。逐漸地，她開始被一種強烈的焦灼感所包圍，面對孩子和家長，她關切卻同時歉疚于愛莫能助的無力。及至提筆，內心的糾結近乎將她吞噬，經常枯坐整天，一個字寫不出來。她不忍反復咀嚼那些沉重的故事，也害怕書寫會造成二次傷害，更擔心自己沒有辦法準確捕捉悲劇之下隱微而又復雜的因由。

　　她動過放棄的念頭，無數次地接近于崩潰。但她始終忘不掉采訪的一個孩子說過，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被講述出來，哪怕多一個人看到，或許也是好的。“這幾乎是一個終極任務一樣，我要對那些孩子負責，當他們面對我的時候，眼睛特別真摯，如果我不寫，就是對這種真摯的背叛。”梁鴻說。

　　煎熬就這樣持續著，直至四十萬字終于成形。敲下最后一個句號時，梁鴻把光標拉回到題目的位置，如釋重負地打出了“要有光”三個字，那一瞬間，她感覺自己的心里好像也有一束光照射進來。

　　前所未有的沉重

　　照進梁鴻心里的這束光，最初來自一個名叫雅雅的女孩。17歲生日那天，她在日記里寫下過一段文字：“你有從頭再來的勇氣，有不被定義的自由。你可以成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無法成為你。別吹滅那光。長大快樂。”這是她送給自己的鼓勵和祝福，帶著幾分希望，又帶著幾分乞求。

　　梁鴻喜歡這幾句話，也心疼這幾句話。雅雅是她在調研中遇到的第一個孩子，當時她在網上發了一張帖子，尋找愿意分享心事的少年，只收到了一條回復，說自己曾因情緒問題休過學，可以跟她聊一聊。

　　見到雅雅時，她看上去跟同齡人并沒有太多不同，中分短發、皮膚微黑，笑起來嘴角會露出兩個酒窩，語言表達的能力也很好，講話非常有思辨性。只是她的眼神之中總能覺察到一絲敏感，影影綽綽，卻揮之不散。

　　當她說起自己的故事，梁鴻才知道，原來她仍在服用鎮靜類藥物，有時還會出現低落和煩躁。此前一年，她確診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慮，最嚴重的時候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住了二十幾天。

　　雅雅自小就是那種“別人家的孩子”，聽話，用功，學習很好。但她一直覺得，自己的青春不過是一個潦草搭建的舞臺，演員只有自己，安靜得仿佛一場毫無生趣的默劇。初中畢業后，她考上了當地最好的高中，周圍全是“怪物一樣無所不能”的同學，這讓她開始萌生出落于人后的恐懼，后來發展到害怕去學校、害怕考試，把自己徹底關在了家里，不敢出門。她變得更加孤獨，沒有人提供任何支撐，爸爸連醫院都沒有陪她去過，媽媽則以淚洗面，哭得比她還要厲害。她告訴梁鴻：“我不知道別的父母在孩子生病時是如何處理的，我自己時常絕望于他們的表現。”

　　雅雅的講述，讓梁鴻動容，也感同身受于其中某種程度的不知所措。盡管不盡相似，但曾經有段日子，她和雅雅的媽媽一樣茫然、無助，掙扎在痛苦中。“對我來說，養育孩子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我盡心盡力地去做一個母親，但事情沒有想象的簡單。很多時候我不知道該怎么處理和孩子的關系，盡管我好像有很多知識，在如何對待孩子方面卻一無所知，也找不到模板。尤其當小孩的自我意識成長，開始表達他的想法時，沖突就發生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就是從那時起，梁鴻開始關注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她跟身邊的家長交流，發現各自都有難以逃脫的沼澤，又找來相關的資料閱讀，才知道18歲以下的抑郁癥率比人們想象的要高出很多。

　　她還特意去了幾次北京的精神科門診，眼見著候診區的人一多半都穿著校服，身邊跟著父母，彼此之間沒有交流，沉默無聲地等待叫號。“不到醫院不知道，到了才發現那些數據不是假的。你會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青少年的成長現狀變得前所未有的沉重。”

　　2022年，因為工作安排，梁鴻到國外訪學。空閑的時候，她會開著車各處走走，一個念頭在她心里清晰地冒了出來，她決定要去探尋一條出路，或者即使只是一個解釋。她想追問一切到底怎么了，青春的疾病究竟為何會出現，“是不是我們這些成人以及由成人構筑的系統，在哪里忽略了，甚至是殘酷‘鎮壓’了孩子，孩子的身體健康，孩子的創造力，尤其是孩子的精神健康”。

　　父母并不是完美的

　　通過雅雅的介紹，梁鴻認識了阿叔。

　　阿叔是開補習班的，因為第一年教的四個學生就以不錯的成績考上高中而聲名大噪，他的補習班成了其所在城市的“差生收留中心”。他的補習班不只管學習，也兼做心理咨詢，后來“雙減”政策出臺，補習的業務基本停掉了，專事情緒輔導和治療。雅雅休學的日子，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他那里度過的。

　　一開始，梁鴻并不認同阿叔的一些理念和方式。他說話專斷，語調強硬，根深蒂固地認為家長是冥頑不化的，不值得教育也不可能改變。沒有人可以反駁他，就算試圖沿著他的思路表達自己的理解，講不到一半也必定會被打斷。為此，她經常跟他發生爭論。

　　不過隨著接觸的家庭越來越多，她慢慢地開始理解他，明白了他的固執與憤怒其實是日積月累的無奈和嘆息。因為補習班里的孩子們，背后幾乎都有著失位的父母。

　　小夏是阿叔早些年接收過的一個女孩，已經大專畢業，在一家旅游公司擔任分店店長。偶爾，她會回來請阿叔吃個飯，跟他講講最近的工作和生活。如今的她在阿叔面前無話不談，當初卻并非如此。

　　她13歲時來到補習班，算是最難管的孩子之一，完全無視紀律，經常在課堂上站起來就走，去教室外抽煙。阿叔批評她，她不服，背上書包跑去喝酒。爸爸追到了酒吧，一把將她掀倒在地，用腳死死踩住她的頭。那之后，她的情緒更加不受控，隨時罵人打人，在地上打滾，后來幾次企圖跳樓，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阿叔把她接了出來，又陪了她將近一年。那一年，她就住在補習班，跟家庭完全隔離。這是阿叔開出的“藥方”，因為她的癥結就在于父母。小夏的父母都覺得，是對方把孩子教壞了。

　　敏敏的情況跟小夏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梁鴻很喜歡這個女生，長得好看，眼睛里透著靈動，補習班的孩子們里，她跟她交流得最多。敏敏講話的聲音永遠是輕柔的，而且對自己及他人都能準確地辨析，有著一種超越年紀的成熟和與經歷極不相稱的平靜，只有在不經意露出手腕上縱橫交織的疤痕時，才讓人驚覺她原本受過難以想象的傷害。

　　她的爸爸媽媽關系一直不好，經常吵架、動手，以致終于分居、離婚。敏敏就像是他們錯誤婚姻的一個多余產物，誰也沒有真正去關愛過這個孩子。媽媽常年家暴她，她向爸爸求救，得到的回應只是“你們倆的事情你們倆處理”。“我覺得他們都離我很遠。”她對梁鴻說。

　　在這種狀態下長大的敏敏，很早就厭學了，于是初中時，爸爸把她扔到了一間以嚴格著稱的超級中學里。她反抗，逃跑、割腕、喝洗衣液，乃至吃下了89粒藥片住進ICU，得到的卻始終是忽視和冷漠。

　　聽著這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梁鴻無法不推翻自己固有的一些想法，無法不重新審視某種習以為常的觀念：“父母愛孩子這種話實際上讓我們推卸了太多責任，遮蔽了太多問題。父母并不是完美的，每個人都是自私的、有限的。我們沒有那么偉大，我們的愛沒有那么寬廣，對待孩子，我們是有條件的，甚至是殘酷的。”

　　以愛之名的傷害

　　在中國的教育版圖上，海淀匯聚著一眾頂尖學府，不僅有大學，也包括中小學。這里集中了最優秀的一批學生，也集中了最想讓自己孩子成為天之驕子的一批家長。曾經，梁鴻也是這里的一員。

　　她出生在河南農村，就是后來因為她的書寫而知名的那個梁莊。少年時，上學是她最大的追求、最光明的出路。27歲那年，她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攻讀博士，畢業后進入高校任教，就此與海淀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后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順理成章地成為一位海淀媽媽。

　　像很多父母一樣，梁鴻對于孩子也抱有極大的希望。她至今記得，孩子初中有一次數學考了89分，那是他最好的科目，從來沒有低于過90分。去接孩子時，她一直告訴自己不要問分數的事情，但到底還是沒忍住，然后那天回家的路上，孩子再沒有跟她說過話。

　　寫作《要有光》的過程中，梁鴻時常想起這件小事。她依然自責，同時也略有慶幸，無論如何，她和孩子都沒有發展向極端，盡管磕磕絆絆，終究穿過了成長的沼澤地。而就在她的筆下，一些媽媽和孩子卻陷在了其中。

　　小健、吳用和李風都是標準的中產家庭的孩子，因為三個人的媽媽是閨密，從小一起長大。小健和吳用從幼兒園開始接受的就是“雞娃教育”，所有的節假日幾乎全被占用，不是奔波于各種培訓班之間，就是被拽著出門旅行，增長見識。然而高中以后，兩個人都發生了一些狀況，小健逃學，高考時失利，吳用都沒堅持到高考，他被診斷出了重度的抑郁和焦慮傾向。

　　變故出現的時刻，兩位媽媽都哭了，現實擊碎了她們的驕傲和憧憬。但哭過之后，她們又仿若大夢初醒，意識到失敗所在：自己太過焦慮，也太過虛榮，遵循著單一的功利模式教育兒子，沒有和他們產生真正的聯結，沒有關心他們的感受與思想。在三個家庭的一次聚會中，小健媽媽說：“我們是以愛之名，做很多錯誤的事情。”

　　當小健媽媽和吳用媽媽漸漸走出陰霾，李風的媽媽文莉卻還在困擾。她的兒子是三個孩子里最糟糕的，小健決定出國讀書，吳用考了大專，自己還鉆研數學和哲學，李風則什么也不想做，他對任何事都沒看法、沒興趣，休學在家就反鎖房門，窩進房間里不出來。甚至梁鴻發現，這個孩子連普通的溝通都很困難，似乎缺乏某種必要的情感反應：“他離你很遠。他孤零零地待在那里，切斷和一切事物聯結的可能。”

　　其實和小健、吳用的軌跡不同，李風學習一直不好，但從來不被要求成績，課余時間依然可以隨意瘋玩。文莉奉行所謂“快樂教育”，小學、初中、高中幫他挑選的都是直升類學校，沒有考學壓力，也不追求他一定考多好的大學。

　　可事實上文莉并非真正的寬容，她在學業上放手，生活中卻“代勞”一切，替孩子表達、替孩子決定。她和李風，永遠是一方在密集地輸出，另一方持續地沉默。而且直到李風的問題爆發，她才道出了隱秘的想法：她看不起他——“我就是不喜歡弱者，哪怕是我的兒子。這就是我的價值觀，我也控制不住自己”。

　　如此直白的袒露震撼了梁鴻，它如此殘忍，卻又如此真實。“稍微反省一下自己，就會發現，我們或許都是文莉。”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個時代對成功有一種迷信和窄化，我們每個家長都被由來已久的成功學綁架了，并且在成為一個推手。父母是最主要執行者，并且無形中是執行得最堅決的一環。”

　　思維的覺醒

　　很多年前，梁鴻在《中國在梁莊》里也寫過很多孩子。那時她只是把他們當作了鄉村圖景的一部分來描摹，用來呈現故鄉的一種現狀與命運，現在才意識到，其實那些孩子很可能同樣有著許多心理問題。

　　所以這一次調查，她特意找到了一個縣城，借以了解一、二線城市之外，規模最龐大的那群孩子。結果她發現，那里的情況更加復雜。

　　在縣教體局的心理服務中心，梁鴻見到了一塊巨大的電子屏，上面顯示著全縣中小學生的抑郁情況。近些年，縣里的未成年精神問題逐步增加，幾乎都是留守兒童。與此同時，鄉鎮中學正在變少，教育資源高度傾斜縣城，并且傾向于辦超級中學，一些有能力的家長還會想辦法把孩子送到鄰縣或省會的更好的學校。所以，大量的留守兒童要么在僅存的鄉鎮中學混日子，要么在擁擠的超級中學里，在嚴苛的管理下過寄宿生活，于是家庭教育長期缺位的影響，伴隨著巨大的學習壓力，也容易迅速引爆情緒炸彈。

　　在縣里，梁鴻見到了這樣一些患上心理疾病的留守兒童。“每一個生命的成長過程都是非常艱辛的，最大的艱辛就在于沒有人傾聽。如果每一個人在少年時代都能被聽到，可能就不會有那么多的折磨。”梁鴻說，就在前段時間，她還看了一條短視頻，一個人說自己從小跟著姥姥生活，爸媽一年回來一次，后來他們又生了一個孩子，一次也不見得回來了，以至于現在他已經40歲了，無法開口叫爸媽。“他說留守兒童是一個時代的創傷，也是他個人的創傷。他已經做了各種各樣的心理建設，但他依然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缺失。”

　　“孩子們太累了。我們的教育把孩子變成了一個工具。難道這是我們唯一的教育方法嗎？”梁鴻感慨。她手機里存下的采訪錄音就有幾百個小時，實在無法盡數安放。“一本書不可能把所有材料都寫上，即使這樣你也觸及不了世間所有的人。那么到底怎么取舍，這對于每一個寫作者都是非常難的。我只能盡力把我能寫的寫好、寫細，只有細節寫得越扎實，探察才能越深，也就越具有某種普遍性。”

　　梁鴻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進入事物的最細部始終是自己堅守的原則，這既是一個文學創作者應該秉持的理念，也歸于她對青少年心理問題的終極思索。

　　“我沒有著重去處理社會壓力、學校制度等等那些，而是把家庭關系推到了前面。這不是說我要給父母們‘定罪’，事實上我對于‘原生家庭’這個詞一直非常謹慎，我特別反對把問題簡單地歸結于原生家庭。但是我希望通過我的書寫可以帶來思維的覺醒，這種覺醒不見得一定要去反抗大的東西，而在于每一個具體的地方，家庭就是個人力量更容易改變的部分。不管你的孩子有沒有生病，哪怕你沒有孩子，我們都應該作為生存共同體去重新梳理自己，去學習理解一個生命、尊重一個生命，去思考什么樣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健康的生活。”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盡管《要有光》所涉及的種種頗為晦暗，但在結尾的地方，梁鴻還是馭筆寫下了一段光明的句子——“一切還沒有完全好起來，但似乎有力量在慢慢蓄積，它讓人對未來有所期待”。這是她對所有孩子的溫情，也是她對每一個讀者許下的愿景。

　　《中國新聞周刊》2025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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