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是如何從“剿共”轉向聯共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柳條溝事件”，以此為借口，炮擊東北軍北大營。奉蔣介石密令，張學良指示東北軍不抵抗。結果，一夜之間沈陽失守。一時間，全國上下抗日呼聲高漲，罵聲皆指向“不抵抗將軍”。面對輿論的譴責，張學良不敢說出蔣介石的密令，只能忍辱負重，說一些“學良守土無方，罪行山積，現正與中央籌計妥善應付辦法”之類模棱兩可的話。而在前來向他請愿抗日的愛國學生面前，他又說:“我聽從中央，忍辱負重，不求見諒于人，只求無愧于心。我敢斷言自信的是:第一，不屈服，不賣國；第二，不貪生，不怕死。”可見其靈魂深處所受的煎熬。不到四個月后，錦州失守，東北軍退到了關內，東三省淪陷。兩年后，張學良指揮熱河抗戰又遭失敗，國內再度輿論大嘩。蔣介石這樣暗示張學良:“當前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兩人中間誰離開這小船好呢？”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向全國通電下野，順理成章地成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此時的張學良剛剛32歲。他忍受了非人的痛苦，終于戒除了多年以來吸食毒品的陋習，以健康之身赴歐洲諸國考察政治、軍事，準備日后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然而，在赴歐期間，張學良經過“考察”，竟然寄中華復興的希望于獨裁政體。1934年1月，在他旅歐八個月后回到廣州時，即對報界發表公開談話:“各國民眾皆能熱烈擁護其領袖，俾得放手做事……返顧國內爭做領袖者太多，猜忌爭斗，阻人成功……寧受外侮，而不許自己兄弟來統治。全國人民若不愿為亡國奴，必大徹大悟，容許一個領袖，有試驗機會，發展效能。”接著，他到南京向蔣表示“干先生認為最難干的工作”。蔣介石說:“我最難的就是和共產黨打仗，剿共最難啊！”當時，蔣介石正全力以赴在江西“剿匪”。而蔣急于要張學良回國的目的也是要張去“剿匪”。張學良隨即被任命為“鄂豫皖剿共副總司令”，駐節武昌。

　　張學良的內心深處也有一番思想交鋒。一方面，他要抗日，要救亡，要打回老家去。他之所以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救中國，也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另一方面，他選擇了“盟兄”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為了完成“剿匪”任務，張學良組織人力編纂了《匪情辭通》一書，親自作序并發到他的部隊。還延師輔導他學習了《資本論》、《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派幼稚病》和唯物辯證法，準備“知己知彼”地“剿匪”。恰在此時，紅軍開始了長征。

　　自1935年5月始，奉蔣介石指令，東北軍陸續進入西北。準備聯手楊虎城將軍的十七路軍，配合中央軍夾擊并消滅紅軍。誰也沒有料到，張學良結交楊虎城將軍后，竟放棄了圍剿紅軍，徹底走上了聯共逼蔣抗日的道路。

　　和子繼父業的張學良不同，楊虎城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15歲就揭竿而起，組織了“中秋同志會”進行反清的秘密武裝活動。18歲受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影響，帶領武裝投入秦隴復漢軍，參加了陜西辛亥革命、反袁稱帝和靖國軍驅逐北洋軍閥的一系列護法戰爭。他堅定地追隨和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親自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的老黨員。1927年，在蔣介石實行清黨、瘋狂屠殺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中，楊將軍卻看到了振興中華民族的出路，毅然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卻被當時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中共領導人所拒絕。1930年，在蔣馮閻混戰中，楊虎城反對內戰，堅持統一。受任十七路軍總指揮，入主陜西，任陜西省政府主席。

　　此后的幾年里，楊虎城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公開任用知名共產黨人南漢宸為政府秘書長，秘密釋放陜北紅軍領導人劉志丹，并贈與陜北紅軍槍支彈藥，支持抗戰。1933年紅軍進入陜南時，他指示和紅軍簽訂互不侵犯協定。

　　東北軍進入陜西之初，受到了楊虎城的接待和安置，這使張學良大為感激。隨后，在他執行蔣介石指令“積極進剿”紅軍的兩個月內連遭慘敗，被紅軍消滅了三個師。殘酷的現實使張學良開始懷疑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了。照這樣打來打去，軍隊打光了，如何去“攘外”？終于，張學良在愛國抗日的民族大義面前，在聯共抗日的問題上，他對楊將軍有了新的理解。

　　1935年11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同在南京參加了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在閉幕的當晚，楊將軍曾專訪張學良。二人談了些什么，至今無從知曉。卻有實證確認，密談的第二天張將軍即赴上海，秘密會見了尚被關在監獄里的與共產黨有密切來往的杜重遠、從蘇聯回國抗日的抗聯領袖李杜以及孫夫人宋慶齡。具體談了些什么也無實證可考，但同樣可以確認的是，從上海回到西安后，張學良開始了尋找共產黨的具體行動。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愛國抗日的學生運動，張學良不僅重用了學生運動中東北大學的學生代表宋黎，還解救了被北平憲兵逮捕的學生。接著，通過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將領高福源見到了中共代表李克農，進而又和周恩來在膚施會面并秘密簽訂了停止內戰、聯合逼蔣抗日等八項協議。隨后，用專機邀請早已與紅軍簽訂了互不侵犯協議的楊虎城將軍到洛川密談。完成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配合紅軍“逼蔣抗日”的“三位一體”大聯合。這時，是1936年5月。

　　從初到陜西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剿總”副司令，到積極參與推動“三位一體”“逼蔣抗日”的執行者，這一政治“蛻變”的實施完成，僅僅經過了六個月。而從“東北易幟”開始做蔣介石的“盟弟”算起，張將軍一直維護“領袖”的權威，擁護“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甚至不敢說出不抵抗的真相，背黑鍋長達數年之久。那么，張學良何以完成了思想上根本的轉變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九一八以來的時間里，在華北，在南京，在國外，在內心世界，張學良不停地加重著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疑慮，不斷增強對抗日救國、光復東北的渴望。這就是不間斷量變的積累過程。然而他卻一直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到陜西以后，在楊將軍的聯共政策和紅軍反對內戰、堅決抗日的實際行動中，他終于找到了可以實現復仇雪恥、抗戰興國的希望之路。于是也就促成了他思想上質的飛躍。

　　此后的半年，張學良開始了全面整頓內部、改造軍隊、訓練干部、創辦刊物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抵制中央控制等一系列的聯合行動。特別是查抄國民黨省黨部的“艷晚事件”，大大地打擊了國民黨特務的囂張氣焰。從而，在當時的西安和西北地區形成了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的大好局面。

　　史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