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廣電總局正式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婚戀交友類電視節目的管理通知》及《關于加強情感故事類電視節目管理的通知》兩份文件，對相親類節目“泛濫、造假、低俗”等傾向著手整飭。低俗化在內容上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情色惡搞、出格炒作、挑戰極限、呈現殘忍。低俗化電視綜藝節目的風行，嚴重惡化了文化生態，扭曲了價值導向。透視其產生的原因和危害，正是為了文化自省與價值重建。

　　低俗化節目突破大眾道德底線

　　10年前，《非常男女》、《玫瑰有約》等相親類節目曾風行一時，雅俗共賞的風格使其廣受好評。而此番，各類相親節目卷土重來，名為相親，實為“拋售”社會話題，尺度極為夸張。與此同時，心理情感類節目也是遍地開花，全國熒屏上，情感類綜藝節目已達100多個。

　　情感類綜藝節目風行的同時，伴隨著爭議和非議：“拜金女”馬諾、“露富男”劉云超、“艷照女”閆鳳嬌、“中性女”謝佳……這些話題明星創造了不一般的人氣值和娛樂指數，而其言行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擊。無論是想“坐到寶馬里面哭”的馬諾，還是“財大氣粗、拿600萬存款到處砸人”的劉云超，都以挑戰姿態沖破了傳統道德的底線。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挑戰傳統道德底線的同時卻帶來飆升的人氣。馬諾曾被各大媒體爭相追逐，那迪也成了主持人，就連因為不雅視頻走紅的車模獸獸出場費也翻著跟頭往上漲。“封殺了一個，還有千萬個勇敢地裸出來。”這是網友對閆鳳嬌艷照門的點評，也似乎成為各類綜藝節目的真實寫照。

　　在網上，網民言辭激烈地指責某相親節目女嘉賓“打著約會的旗幟賣嗲！聽她哭的聲音肉麻到想吐！”這位網民進而指責該節目本身就是一個“娛樂無底褲”。有網友總結低俗化節目的共同特點：語不驚人死不休，要眼球不要臉皮，寧可赤身裸體也要遺臭萬年。公眾對電視綜藝節目低俗化傾向的反感由此可見一斑。

　　娛樂化時代，綜藝類節目幾乎成為影響文化潮流的主要力量。奚陽是位在銀行工作的單身女白領，容貌出眾的她差一點走上選秀的舞臺，不過她始終沒有邁出那一步。“太可怕了，我看有些選手為了走紅真是連臉都不要了，我承受不了那個。”奚陽告訴記者，曾經有公司對她說，想紅很簡單，只要按照公司的策劃走，不要怕負面，話題不斷就好，而且暗示，他們和很多欄目都有合作關系，可以保持一定的出鏡率。奚陽似乎心有余悸地說，“想想蠻可怕的，自己說不定就成了電視業競爭中的一顆棋子，他們賺了眼球，我卻賠了名聲。真慶幸沒有加入這個圈子。”

　　網上有人戲稱，當下的電視節目是“新聞空洞枯燥，電視劇粗制濫造！”“很多時候，你坐在電視機前手持電視遙控器，幾十個頻道換來換去，就是不知道該看什么。”這客觀促成了綜藝類節目在眾多電視類節目中脫穎而出，成為各大電視臺爭搶收視率的法寶。

　　競爭也就此展開，不知從何時開始，一個比一個驚人的話題在節目中被提出，一位比一位“雷人”的嘉賓被請出。如果說馬諾的“寶馬說”還只是談條件，那朱真芳的“握個手20萬元”則是漫天要價，至于“鳳姐”的“豪言壯語”則是赤裸裸地消費無聊。

　　南航社會學副教授張杰說，“轉型期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極為復雜的道德重建，各種價值觀紛紛借助不同的傳播渠道進行表達，在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健全時，需要媒體對主流價值觀予以引導，這在當下尤為重要。”

　　“媒體構建的公共平臺本身就是一種巨大資源優勢和話語優勢，很多人都想借這個平臺出名，這需要媒體更加謹慎地對待自己的平臺優勢，盡可能全面地考慮各種可能性的后果，而不是僅僅搭建好一個平臺就完事了。”張杰覺得，這也是廣電總局出臺相關規范的原因。

　　綜藝節目應注重價值取向與人文關懷

　　古今中外，人類在文化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拜金從來都算不上一種高尚的品質，甚至于應該受到批判。正因為如此，任意列舉一些文學藝術作品如《慳吝人》、《基督山恩仇記》、《金鎖記》、《桃花扇》、《珍珠塔》等等都對拜金主義進行了鞭撻，其價值觀更是成為人們評價事物的一條重要準則。作為大眾傳媒，電視節目也應該堅持這樣的價值觀，而低俗化電視綜藝節目，則完全違背了這一準則，赤裸裸地宣揚金錢至上，顛覆了普適性的文化審美。

　　一些低俗化電視綜藝節目，更是把普通人的隱私作為最大的賣點：3個家庭30天的試離婚過程、妻子潛伏智擒第三者、女兒跟蹤發現母親與自己的男友約會、公公對兒媳垂涎三尺、“做第三者，我終于享受了幸福”、“女兒苦追母親的前男友”……當事人講述個人和家庭隱私，雙方在鏡頭前對質、開罵，個人隱私被娛樂化、商業化，大大激發了大眾的窺私欲。再看看這些節目的表現手段，“毒舌”飛舞，嘉賓和主持人極盡嘲諷、挖苦之能事，并把這些當成了“幽默”、“時尚”，殊不知，這些恰恰“沒文化”，更是缺乏現代人格的表現，對大眾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很多文學藝術作品中，普通人尤其是弱勢群體是人們尊重的對象。如《祝福》、《駱駝祥子》、《茶花女》等等，深切的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使這些作品獲得了永恒的文化生命力。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缺乏公正，貧富差距過大，普通人尤其是弱勢群體在社會上處處碰壁，備感壓抑。而在一些低俗化電視綜藝節目中，普通人備受嘲弄與壓抑，更得不到最起碼的理解與尊重。電視節目理應成為“解壓閥”，而低俗化綜藝節目卻給大眾增添了新的壓力。

　　文化擔當意識是綜藝節目的生命力

　　一些電視綜藝節目為何日益陷入低俗化的泥潭？江蘇教育電視臺著名制片人周云龍從一個側面道破玄機：這些節目名為男女嘉賓交友，實為編導與嘉賓交易；名為征婚征友，實為情景表演。真人秀，變成了“假人秀”！因為嘉賓的身份作假，主持人、評委與嘉賓之間的交鋒就可以隨心所欲、放開尺度，彼此都不必考慮對方的感受、顧及對方的尊嚴，調侃、諷刺、謾罵、羞辱就可以脫口而出。而且那些激烈的交鋒環節，事先可能有彩排，對話也可能有臺本，許多出彩的細節，都有精心的設計。一般來說，故事主人公的思維習慣、價值觀念不可能輕易改變或被改變，但是花錢請來的群眾演員或職業模特，你叫他說什么，他就會說什么，你叫他怎么說，他就會怎么說。假如嘉賓有借位出名的企圖，他(她)的言行舉止自然更加無所顧忌。而節目的炒作，當然也會怎么刺激眼球怎么胡來，緋聞艷照，天花亂墜。“假人道出實話真話，并且受到熱烈追捧，這一現象反襯的一個事實是，生活中的真人常常說的都是假話、空話、套話。臺下不說真話，臺上戴面具可以說真話，網下不說實話，網上用假名可以說實話，顯然這是社會出了問題。”周云龍強調說，媒體是社會的良知，對社會肌體的病變應該適時發出警示，媒體人應該有這樣的擔當，要盡心盡力為社會現狀的改變“鼓”與“呼”，而不是糊里糊涂地迎合社會的某種思潮去“瞞”與“騙”！

　　綜藝節目塑造出來的全民偶像，或者是“俗星”，或者是“丑星”，或者是“怪星”，可以成為反面的“勵志榜樣”，卻無法給人們積極健康的價值指引，這與國外電視節目塑造出的“蘇珊大媽”、“珍妮奶奶”大相徑庭。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于德山說，社會環境與傳媒環境“合謀”催生了這些低俗化電視綜藝節目：轉型期社會，人們的文化價值取向在解構與重構中糾結，很容易陷入物質主義與虛無主義之中。傳媒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掙扎，很容易一頭扎進媚俗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電視綜藝節目，應該扎根于社會文化土壤，更應該優化社會文化土壤，要注重創新，注重感染力，最關鍵的是，要有文化擔當意識，這才是文化藝術作品的永恒生命力。

　　本報記者 賈夢雨 徐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