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我做文學編輯時，正是文學的鼎盛時期，搞文學的走到哪兒都罩著一層光環。那時文物并不吃香，搞文物的人都灰頭土臉的，文學和文物碰在一起，文學一定趾高氣揚，夸夸其談，文物則一聲不吭，一副閉門思過的樣子。

　　我是在這種情況下認識的秦公。從我編輯部所在的胡同向西，穿過兩條知名的胡同，然后向北一拐，有一家文物收購點，門臉不大，平時極冷清。由于我有些癖好，有事沒事地騎車溜達于此，以看西洋景的心態看文物收購，一來滿足內心的好奇，二來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撿漏。

　　以今天的眼光看地安門文物收購部算是奢侈。紫檀的寫字臺，紫檀的南官帽椅，都在使用中，琳瑯滿目的古董隨意擺放，任人上手欣賞。可在當時，這算一個窮地兒。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在奔新生活，對這些給民族帶來災難的老物件十分不感興趣，什么時候去什么時候屋里冷冷清清，主人和客人里外都不愛搭理，所以我去也常在門口轉悠，與客人搭訕，消磨時光。

　　我年輕時瘦，瘦給人印象不如胖憨厚，加上遇事反應又快，估計別人看我像是心懷鬼胎。加上那時少有年輕人對文物感興趣，我只要去地安門文物店里轉悠，就能感到工作人員的敵意目光，如芒在背。因此每次進店看東西都要在門口先運上一口氣。

　　那一次，我運氣后推門而進，屋里沒人，光線挺暗，我就更沒主意了，進退維谷，乍著膽子喊了一聲，從后面走出一個人，由于逆光，我也沒看清楚來人相貌，按常規喊聲師傅，算是與秦公認識了。

　　那天該著屋里再沒別人，我們倆先是不咸不淡地聊著，我心里惦記古董，心不在焉。秦公知我身份后卻關心起文學來，說的問題也不外行，于是給了我機會溝通。倆人越說越深，越聊越有興致，很快就到了下班時間，出門分手時他告訴我，他是搞碑帖的，俗稱黑老虎。這時我才注意了秦公的長相，慈眉善目，長發寬額，一副菩薩相。

　　秦公是個散漫的人，作息毫無規律。人漸漸熟了以后打電話也沒個點兒。半夜三更地來一電話叫你去聊天也是常有的事情。80年代后期，他調到北京琉璃廠文物總店，我也辭去編輯工作，對文物的熱情日益高漲，琉璃廠快成了家，三天兩頭地泡在這條街上。那時候是收藏的黃金時代，琉璃廠什么寶物都可能出現，按今天的價值觀看，隨時都可能出現“天漏”。我在這條街買古董倒在其次，學本事是實實在在的事情，許多文物專家我都是在這條街上認識的。今天已經逝去的許多文物大家當時都是這條街的常客。

　　秦公好客，一請客就喜歡拉上我侃大山助興。我年輕時走南闖北，見識多而廣，又善表達，每次都把一桌人說得欣欣然，秦公背后就說我“男女老少通吃”，光吃不侃沒勁，所以每次能叫上我就一定叫上我作陪。他酷愛點菜，而且總是熱情有余，每次都剩下半桌。后來他每次點完菜，我就會去掉兩個菜，他往往又會添上，說：“吃不窮的！”

　　記得有一年北京通縣(今天改為通州區)張家灣出了一塊曹雪芹的墓碑，開論證會，他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說這塊墓碑系偽造。回來以后他連夜寫了文章，逐一指出破綻。可能是半夜知音難覓，愣是把我叫去當聽眾。夜深人靜之時，在他的辦公室，他站著，讓我坐著，他大聲把他的文章為我一人朗讀了一遍，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是一個極為奇特的場景，像一場話劇，本應臺下有一干觀眾觀看，可惜只有我們兩人。我偶爾發問，可能也不在要害上，可他卻激情四射，如同講演般地將他的這篇稿子給我念了3遍，直至最后天亮。

　　過去古人形容知己說高山流水，想一下都是情調。而我們在一間雜亂無章的辦公室內，煙蒂一地，茶根兒水涼；一個人直抒胸臆，另一個人側耳傾聽。實際上有許多專業地方我半懂不懂，但不妨礙我細心感受一個文人的江湖氣。江湖客如有文人之氣可稱儒俠，文化人具有江湖之氣會讓人備感珍貴。

　　對一個人的了解有深有淺，大事未必了解深，小事未必了解淺。那些年他做拍賣，真沒少跟他四處跑，大事小事今天想起來許多歷歷在目，細節總讓人啞然失笑。他喜歡熬夜閑聊，東一句西一句的，你想早睡沒門兒，每天都跟熬鷹一樣熬著。但他有個本事：睡嬰兒覺，隨睡隨醒。白天有時累了就說我去睡20分鐘，隨便一歪就酣睡過去；20分鐘準醒，胡嚕胡嚕頭發，洗把臉就又精神起來，沒人能跟他比。

　　秦公大我12歲，同屬羊。他走時僅57歲，轉眼已經10年。我過去送別親人都是長輩，在同輩好友中，他是先走的第一人，而且是在我面前倏然而去的，沒交待半句話。10年前我正值壯年，不能接受兄弟之間不打招呼就瞬間陰陽兩隔，許久緩不上來。

　　杜甫有詩：“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年輕時讀此詩只覺意象極美，技巧極高；當朋友遠去不歸時再讀此詩，心中潸然，意象技巧均不再重要，而情感如漆似膠，無法割舍。人生要承受的東西很多，承受朋友永別，乃重中之重。原本山間小路，明月流水，一路歡歌，一路說笑；忽然只剩一人踽踽而行，其孤獨使小路幽長、明月清冷、流水無聲。我們對人生的感受多數時平庸，只有當景況回天無術時，才知痛楚，才知人生有短有長，有歡愉有惆悵。

　　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