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在第5個中國文化遺產日來臨之際，記者從省文化廳獲悉，我省累計有2項文化遺產列入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1項列入國家級非遺，10項進入公示期國家級非遺名錄，296項列入省級非遺。

　　這些項目之所以能進入非遺名錄，受到世人關注，除傳承人的功績外，為申遺默默無聞收集、整理資料的專家、學者、民間人士功不可沒，他們是這些項目登上各級非遺名錄的“抬轎人”。

　　記者近日通過各種渠道，“刺探”到在申報非遺項目過程中這些“抬轎人”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申遺過程緊張得像打仗

　　回想起中國交響樂、音樂“活化石”西安鼓樂申報國家級和世界級非遺過程，陜西省藝術研究所西安鼓樂研究保護中心副主任鄧萌副研究員感覺，那簡直像打仗。

　　鄧萌告訴記者，最緊張的是申報世遺。2008年9月7日，他突然接到通知到北京參加申報世遺動員大會。會議11日結束，文化部要求各省在當月23日下午2點前將申報材料送到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

　　當時有大量工作要做，要征得6家傳統傳承樂社的授權，申報文本撰寫、翻譯，申報片的拍攝、剪輯及英文配音工作等等，這些都要在12天內完成。由于4年前西安鼓樂申報因故沒有成功，這次又作為備選項目，大家壓力很大。

　　申報片是參加評審的重要材料，但限定片長只有10分鐘。為了使內容豐富，他們用秒卡時間，剪輯進度非常慢。9月21日剪輯完后，廳領導提出修改意見。這些修改涉及翻譯問題，很耗時，到22日晚8點還未修改好。這讓鄧萌無法安睡，過一個小時給負責修改申報片人員打一次電話詢問進展情況。到23日早6點得知還沒有修改好申報片，徹夜未眠的省藝術研究所所長丁科民當機決定，讓鄧萌先帶申報片原盤去北京，交給文化部非遺中心，待修改完，再立即送到北京調換。然而，修改盤下午6點多才送到北京，等鄧萌拿著盤趕到文化部時，國家非遺中心已將申報材料轉交文化部外聯司，工作人員下班離開了辦公室。外聯司次日上午就要乘航班把材料送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眼看盤換不了，鄧萌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想起正在北京搞展覽的省文化廳社文處干部撒小虎。撒小虎和外聯司人員熟悉。經聯系，換上了修改盤。最終，在本屆提交申請報告的35個項目中，只有西安鼓樂申報材料一次通過，沒有打回來修改，因此成為范本。

　　參加過申遺的人員，都反映申遺工作時間緊迫。

　　在戶縣曲子戲申報國家級非遺過程中，由于戶縣文化館非遺保護部只有劉珂一個“光桿司令”，為趕時間，他加班、熬夜，甚至耽誤了家里的秋播。

　　曾承擔長安北張村傳統造紙技藝申遺任務的長安區文化局干部呂小良感慨地說，申遺太勞人、太費人，關鍵是人心累。

　　自認為“無地自容”的教授

　　為了讓陜北民間匠作畫藝列入省級非遺，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教授王寧宇“赤膊上陣”，自費收集、整理資料，以個人作為“保護單位”申報，后來又繼續為匠作畫藝列入國家級非遺忙碌。由于國家級要求保護單位不能是個人，他就以陜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會作為保護單位。然而，當記者采訪他時，他說，這是應該的，不值得談，和外國一些知識分子相比簡直無地自容。

　　由于王寧宇不愿意談，記者只好“曲線救國”，從傳承人子洲縣何家集鎮賀家渠村李生斌處挖掘“情報”。

　　李生斌告訴記者，他根本就沒有想到一個山溝溝里的民間畫能夠成為國家文化遺產。六七年前，王寧宇教授通過自己的學生知道陜北有這種畫，就帶著他的博士生來到他們村，挨家挨戶走訪，了解匠作畫藝的情況，柜子、箱子、炕頭上的畫都拍照片。有的畫在山頂上的人家里，汽車上不去，王教授就徒步登山去。他們每年來兩三趟，晚上就住在李生斌家。王教授還到榆陽區、佳縣、清澗等地收集資料。當時李生斌以為王教授只是搞科研，沒有在意。到2007年申報為省級非遺時，李生斌才知道王教授給他們辦了這么一件大好事。王教授不僅將陜北民間匠作畫藝申報為國家級非遺，而且將李生斌申報為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其他5人申報為省級傳承人。

　　李生斌一再說，王教授，好人，一個大教授，可客氣了。

　　高陵縣洞簫音樂的申遺，是從市級到省級，直到今年的國家級，逐級完成。為此，高陵縣文化館非遺保護中心人員不僅從傳承人處收集資料，還克服各種困難在高陵及附近各縣走訪。

　　“不務正業”的企業家

　　國家級非遺項目紅拳，其保護單位為民間組織陜西紅拳文化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的日常辦公經費，由其秘書長邵智勇辦的企業承擔，日常辦公人員也由其企業的工作人員兼任。為了讓紅拳列入省級、國家級非遺名錄，他邀請8名熱衷紅拳，愿為紅拳無私奉獻的教授、拳師等，組成申遺小組，利用業余時間整理、收集資料，前后忙了兩年。

　　申遺小組成員工作非常認真，一干就到半夜12點。雖然他們不要報酬，但邵智勇感覺，自己作為秘書長，將人家請來，如此辛苦，請人家吃個飯總是應該的。這個開支也自然由他承擔。

　　為了收集資料，邵智勇經常放下生意，和大家一起到各縣訪問拳師、拍攝錄像。車輛當然是其企業出的，住宿、餐飲、過橋費，也由他個人承擔。

　　為申遺，邵智勇個人支付的各種費用達六七萬元。由于申遺要求錄像質量高，光兩次請人拍錄像就花了1萬元。

　　這些花費相比起來不算邵智勇最大的付出，主要是因此耽誤了許多生意。由于許多業務合作單位和他熟悉，派下邊員工去聯系，時常談不攏而失去機會。

　　公司里的員工對邵智勇放著生意不做，整天為紅拳忙碌頗有怨言，認為他是不務正業。邵智勇有位和他同時起步的企業界朋友，人家早已成為億萬富翁，但他現在年毛收入不過30萬，和人家有天壤之別。那位企業界朋友說他，憑你用在紅拳上的勁頭，如果用來做生意，早就做大了。

　　像這樣為申遺奉獻的還有很多人。在西安鼓樂申報世遺時，東倉樂社社長范炳南就主動出人出車，給申報工作很大的幫助。

　　20多年的籌備

　　從省文化廳資料庫看到身為藍田縣文化館干部鄧印海的名字出現在傳承人一欄下，記者就感到奇怪。經采訪才知道，在過去的20多年里，他走過了從收集“水會音樂”到搶救“水會音樂”，最后到申報國家非遺的過程。

　　1982年在藍田縣文化館工作的鄧印海接受上級任務，到鄉村調查民間音樂時，發現普化鎮一帶曾盛行一種叫“水會音樂”的民間樂種。因畢業于西安音樂學院，他為自己從未聽過這種音樂感到奇怪，尤其是“水會音樂”的半字譜，令他更是驚奇。但由于經歷“文革”，當時只剩下七八位老藝人。鄧印海徒步到各村，召集這些老藝人演奏、交談。他除了抄譜子、錄音，還學習演奏。就這樣，他記下30多首“水會音樂”譜子。他根據收集的資料，判定其源于隋，盛于唐，是唐代宮廷音樂與民間音樂融合后演繹而成的一種民間樂種。后來“水會音樂”被編入《中國民族民間器樂集成》。正當他興致勃勃研究“水會音樂”時，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他1990年調離文化館。

　　隨著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鄧印海于2004年調回縣文化館。但這時，“水會音樂”的老藝人都已去世，他便和曾經學過“水會音樂”的村民一起開始艱難的搶救工作，召集村民重新學習。由于青年人出外打工，他們就請老人、婦女學，并從縣城和西安市區請來會吹笛子、笙的樂手幫忙，不久組建起樂隊。經過近一年的排練，終于成功地演出。

　　由于有之前的研究基礎，2005年在參與申報國家級非遺時，鄧印海很輕松地完成了相關工作。這樣，藍田普化“水會音樂”于2006年順利地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

　　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民俗專家

　　別看申報非遺是件保護文化的善事，但并非聽到的都是贊歌，因為要和各方面打交道，而人們的想法和觀念不同，不僅要勞心費力，有時還會被人責怪，引來怨言。

　　有一家單位為一項目申報非遺時，涉及到一名人員不積極配合，說申報人員是為了自己的政績，以致無法訪問他。事后他又四處舉報，說申報人員不公正，有偏心。工作人員為協調矛盾，半夜11點在街頭做有關人員工作。后來好容易把各方工作做通，有人事后又向上反映說故意整他。就是在這重重困難情況下，最終申報成功。

　　長安區“牛郎織女傳說”最近能重新回到公示的國家級非遺名錄，和省民間藝術家協會主席傅功振不無關系。該項目的保護單位屬于長安區文化局，和傅功振沒有任何工作關系。在一次會議上接觸到長安區斗門石婆石爺這一民間文化現象后，為了保護這一民俗文化，應有關領導邀請，傅功振積極參與該項目的申遺工作。從2006年起，他帶著陜西師范大學研究生到斗門及未央區、灞橋區、咸陽市等進行田野調查，并到鄰省收集資料，做了大量基礎工作，僅訪問農民、鄉村醫生、退休教師等等就上百名。然而，2008年第二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公示后，在相同項目申報的幾個省份中，許多人認為長安斗門的石婆石爺最有可能入選時，偏偏出現意外，由于一封匿名信，最終沒有出現在正式的名錄中。

　　這樣的結果，令傅功振非常遺憾，他一方面向各方面申訴，一方面進一步收集資料，主編了30萬字的《長安斗門牛郎織女傳說》一書。此書成為長安區“牛郎織女傳說”重回國家級非遺名錄的有力支撐。

　　想起曹希彬，心里就不是滋味

　　當記者請戶縣文化館非遺部主任劉珂談他為戶縣曲子戲申報國家級非遺做出的犧牲時，劉珂一再說，該項目申報成功，是很多人的貢獻，不能突出他。

　　劉珂告訴記者，戶縣文化局干部劉高明、耿朝暉曾收集來大量資料，不僅成功申報省級非遺，而且為申報國家級非遺形成基本文本框架。最不能忘記的是原縣文化館干部曹希彬。在大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沒有認識時，他獨自一人自費騎自行車下鄉村收集戶縣曲子戲曲譜，為老藝人一個個錄音。1988年劉珂到縣文化館工作時，就發現曹希彬每天凌晨4點起床，聽錄音記譜。經過多年的辛苦，他撰寫了《陜西地方眉戶曲子音樂》和《陜西地方曲子匯編》兩部書，從而將戶縣曲子戲大致形態呈現出來，為以后申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為了這兩本書，曹希彬把自家蓋樓房的錢拿了出來，直到他去世，家里都沒有蓋起樓房。

　　采訪過劉珂當天半夜，劉珂又忐忑不安地給記者打電話說，一定不能突出自己，要集中寫曹希彬。從個人角度講，無論從工作態度和精神境界上講，他與曹老師的差距都太大，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曹老師是在備受冷落、條件極其艱難的情況下研究戶縣曲子戲，太難能可貴了，而自己不過是完成上級交給的工作任務，頂多有時忙一些。從外人角度講，他擔心人家會說，當年曹老師吃苦時，你們在干什么，現在申報成功了，你們都來吹噓。他一想到曹老師，心里就不是滋味。

　　劉珂的話，令人不禁想到為研究西安鼓樂奉獻畢生精力的陜西省音樂家協會研究員李石根、省藝術研究所研究員何鈞以及其他大量為文化遺產研究作出貢獻的專家、學者。西安鼓樂申報世遺時，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整理好申報材料，就是因為有許多專家經過半個世紀的研究，為申遺打下堅實基礎。

　　上圖為6家樂社為在中國文化遺產日期間舉行大型西安鼓樂演出進行排練。

　　記者 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