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點評過的幾位新文學名家

　　從胡適一生寫的作品看，純文藝方面的，數量并不多。新詩“嘗試”一番外，小說、戲劇等體裁屈指可數。可他畢竟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對于新文學家及其作品，予以評騭，自然難免。他于作家及作品的臧否，有些雖然尋常，可許多卻頗有見地。這里，我們暫時擱下他對新詩人及作品的看法，僅從零散的相應內容中，鉤沉出他的一些言說，以見當時的文藝狀況及人物情態。

　　一

　　胡適對周氏二兄弟的作品，一直就比較欣賞，評價頗高。在1922年8月的一篇日記里，胡適曾說:“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按:魯迅)兼有賞鑒力與創造力，而啟明(按:周作人)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這里說周作人的創作較少，應該是指小說之類，他的小品文，數量并不少。

　　在當年早些時候，胡適寫了一篇重要論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說到當時新文學的成績，因為起步未久，胡適的估價并不高。可就在這估價中，唯獨對周氏兄弟青眼有加:“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托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注意，新文藝小說創作成績，這是唯一提到作家的地方。這唯一，給了魯迅。

　　那么，散文方面呢？“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議。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對于此類小品文的特征概括，頗為準確，對于周作人文字的評價，真正不低。小說、散文兩個大類，在胡適眼里，由周氏二兄弟各自領軍。這一方面符合實際，同時可以見出胡適對二人文學才能的特別看重。

　　因為政見未合，魯迅與胡適，后來便由少來往發展到魯迅常常地嘲諷或調侃胡適的地步。可在1929年，胡適應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第二次草案”。其中“選讀名著舉例”里，除《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外，署名現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個“魯迅的小說集”。這樣的位置，實在顯現了胡適對魯迅創作成績的推重。

　　其實胡適與魯迅，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是有過頗為相得的相互借重的。胡適對魯迅在這方面的評價，也值得拈出。胡適在1928年寫的《白話文學史》的“自序”里這樣說:“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比起魯迅，胡適與周作人的友誼，保持得要長久的多。兩人后來有詩詞唱和，更有抗戰初期胡適從倫敦以一首詩作，勸周作人盡早離開北平去南邊，可惜周作人以家累為由沒有聽從忠告，終于落得渾身沾滿污泥。在當時，文人間是不作興當面相互恭維的。可由衷之言，有時也不能不發。1936年元月，胡適在復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對周的文章，說了這樣幾句:“ 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時時發‘諄諄之言’，但胸襟平和，無緊張之氣象，故讀者但覺其淡遠，不覺其為‘諄諄之言’。此是涵養功深，不易學到。”胡適說的是周作人文章的長處，讀者大都是這樣感受的，所以寫在信中，也并不覺著什么不當。

　　二

　　除去新詩，胡適對其他體裁文藝作品，發表的看法似乎并不多。即使偶有閱讀，記下來的評價也寥寥數語。可這數語中，常常有一些與今天別樣的判斷。例如1930年7月間，胡適讀到了茅盾的小說，在日記里留下了這樣的評價:“夜讀沈雁冰先生的小說《虹》，此書作者自說要為近十年中的壯劇留一記錄。前半殊不惡；后半寫梅女士到上海后的演變，似稍突兀，不能叫人滿意。此書未寫完，不宜驟出版。”《虹》是茅盾1929年所寫的一個長篇小說(未完成)，雖較其他作家更擅長小說寫作，可此時的茅盾總體仍在探索階段，故作品給胡適留下了這樣不成熟的印象。日記后面，胡適還加了判斷:“作者的見地仍不甚高。”讀了《虹》之后，胡適大約為了印證看法，又取來茅盾另一部《幻滅》來讀，結果看法更差:“此篇淺薄幼稚，令人大失望。”

　　第二天，胡適接著讀了《動搖》和《追求》兩篇。此兩篇與《幻滅》，是三個略帶連續性的中篇，出版時總名為《蝕》:“讀沈雁冰的小說，《動搖》與《追求》。《動搖》結構稍好，《追求》甚劣。”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曾讀了大量西方小說，留有印象，成了他后來評價國內新小說的基礎。當時新小說還處在探索階段，茅盾初期小說給胡適的不良印象，應該可以理解。

　　茅盾而外，胡適還讀過曹禺的劇本，并在日記中記下印象。那是1937年2月的舊歷除夕，當天來訪客人很多，可到了晚間，胡適卻拿起了曹禺的東西來讀。“讀曹禺(萬家寶的筆名)的《雷雨》、《日出》。楊金甫 (按:楊振聲)贈此二書，今夜讀了，覺得《日出》很好，《雷雨》實不成個東西。《雷雨》的自序的態度很不好。”為何這樣看《雷雨》呢？胡適略加探討:“ 《雷雨》顯系受了Ibsen、O'Neil　(按:易卜生、奧尼爾)諸人的影響，其中人物皆是外國人物，沒有一個是真的中國人，其事亦不是中國事。”胡適到底博覽群書，一眼便看出曹禺受到易卜生及奧尼爾的影響。大約由于這種影響，20歲出頭的曹禺沒有從其中跳出，所以劇情雖動人心魄，可胡適卻以為其中人物不是中國人，“皆是外國人物。”

　　《日出》一劇，在專業人士眼里，的確如胡適所言:“是一大進步……”胡適還有劇情分析:“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處也還不少。如‘小東西’，金八早要淫她了，而她賣到下處，卻總因為‘太小’，接不著客，豈非矛盾？《日出》寫胡四，顧八奶奶都太不近情理。”第二天，是春節，胡適還將自己對曹禺兩部戲的看法，說給前來拜年的朱光潛夫婦。應該是因為朱光潛從事文藝批評之故吧。以較現代的文藝觀看，胡適的見解并不多么深入，可到底有他的眼光，判斷力是不差的。

　　三

　　令今天讀者感興趣的，是胡適還與至今仍以遺作掀動波瀾的張愛玲有過一段聯系，不僅通信，還見過面。這其中，雙方都鄭重保留下文字，可資后人尋覓。在這里，我們注意不及其他，主要看看胡適對張愛玲作品的看法。

　　1954年10月25日，正在香港的張愛玲給在美國的胡適寄去她的小說《秧歌》，請其“指正”。因為很小的時候，張愛玲通過父親藏書，讀到胡適關于《醒世姻緣》和《海上花》兩部小說的考證，引發興趣，便找來閱讀。“這些年，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了不少益處。”這部《秧歌》，張愛玲希望胡適讀出那兩本書的影響。“假使您認為稍稍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興了。”胡適收到信及書后，擱置了兩三個月，后來翻開一看，感到興趣。他便提筆回了張愛玲一函，對《秧歌》稱贊了一番:“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如此評價張愛玲之后，胡適意猶未足，又對具體內容做了一些解析:“你寫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后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那條棉被，如175、189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這來往的兩封信，雙方均未留底稿(胡適在日記里特別注明一筆)，可張愛玲的信，胡適撿起來粘在了日記里；胡適的信，張愛玲也妥為保存，后來引在一篇文章中，使得我們對他們的這些交往和看法，有了確切的文字證據。在當時的日記里，胡適更有“近年所出中國小說，這本小說可算是最好的了”的評價。因為未留底稿，胡適在日記中，概括記下一筆:“一月廿五日，我答他(她)一信，很稱贊此書。我說，‘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結果單止產生了你這本小說，我也應該很滿意了。’”由于胡適的推舉，張愛玲不僅喜歡上了《海上花》，受影響寫出《秧歌》，到后來更用白話翻譯一遍，又用英語翻譯一遍這部古典小說，這也許又是胡適始所未料的吧。

　　對于新文學家及作品，胡適一直都有興趣，可惜他涉足領域太廣，加上紛繁事務，就無暇多讀。可是，只要能得手或朋友介紹的作家作品，他都能以很快速度讀畢，并予以不外行的評價，顯現出在這方面的獨有眼光。

　　楊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