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學家創造出史上第一個人造生命！”這是近日很吸引眼球的一條大新聞。領導這項研究的克雷格·文特本人的說法是：“這是第一個人造細胞，是地球上第一個父母是計算機，卻可以自我復制的物種。”

　　在媒體上推波助瀾的還有一些人文學者。他們有的對此推崇備至。例如，美國一位著名生物倫理學家聲稱這個成就結束了有關生命的存在是否需要特殊的力的爭論，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科學成就之一，可與伽利略、哥白尼、達爾文和愛因斯坦的發現媲美。有的則憂心忡忡地說，這項新技術有危險，要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其害，應立即停止研究。奧巴馬總統也緊急下令其生物倫理委員會評估這項研究的風險。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生物學家的相對冷淡。接受媒體采訪的生物學家大多認為這只是技術上的進步，而不是科學上的突破。一位著名美國生物學家干脆說這是“炒作 ”。文特是美國生物技術業的一個怪才，在許多方面更像一個商人而不是科學家。他善于推銷，“炒作”正是其特長。

　　我們先來看看這項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文特等人要創造的是一種最簡單的細菌——蕈狀支原體。它的基因組(一個細胞內的全部基因稱為基因組)的序列已經被全部測出來了。生物的基因是由4種核苷酸(類似于4種字母)按不同的排列組合而成的，它們的排列順序就攜帶了遺傳信息。蕈狀支原體的基因組大約由108萬個核苷酸按特定的順序組成。在遺傳時，基因組要復制自己，以原有的基因組為模板，用單個的核苷酸做原料，合成新的基因組。

　　文特等人的計劃，就是想按照這種細菌的基因組序列，用化學方法把核苷酸一個一個連接起來組成基因組。不過，按現在的合成技術，要一口氣合成含有108萬個核苷酸的序列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們首先要化整為零，把基因組序列分成1000多個片段，每個片段含1000個核苷酸，分別合成(其實是從另一家公司訂購的)。然后把這些片段放進酵母菌中，由酵母菌把它們組合成完整的細菌基因組。再把基因組從酵母菌中提取出來，放進一種和蕈狀支原體很接近的細菌——山羊支原體中。蕈狀支原體基因組利用山羊支原體的蛋白質、細胞器等復制自己，形成了新的蕈狀支原體。

　　可見文特等人靠人工合成(指用化學方法)的只有基因組部分，就連這部分的合成也還要借助酵母菌的生物合成，不過把這個細節忽略好了。但是基因組自身是沒法復制和制造新細胞的，還必須有蛋白質和其他生物分子和它一起工作，還要有細胞質、細胞膜形成的合適環境，所有這一切一開始都不是人工合成的，全都是現成的。所以，這根本不是人造生命、人造細胞，其父母也不只是計算機，至少山羊支原體也是其父母之一。

　　這也不是什么新物種。人工合成的基因組序列是根據蕈狀支原體基因組復制的，二者幾乎完全相同(除了少量無關緊要的增減和突變)，“制造”出的細胞也是蕈狀支原體，不是自然界沒有的東西，其新穎程度還比不上用遺傳工程方法創造出來的新菌株。

　　如果不僅基因組是人工合成的，細胞的其它部分也都是人工合成的，那才算得上是人造細胞。但是這一天仍然遙遙無期，因為細胞的組成極其復雜。例如，對細胞中的蛋白質種類、功能和相互作用我們還所知甚少，更不要說把它們全都一一合成出來了。其實，即使是對基因組蘊含的遺傳信息，我們也所知甚少。如果把細胞比作一臺機器，基因組就是它的設計圖。文特等人所做的，就是拿了一張設計圖做底本，然后一筆一畫地把它照抄了一遍，對這張設計圖的具體內容，則不甚了然。不能說照葫蘆畫瓢地抄了一張設計圖，就相當于制造出了機器。

　　那么這么做有什么意義呢？只是證明了他們有技術能力，能把設計圖抄得很完整，而且抄得足夠準確，內容基本無誤，所以能被細胞識別、復制。細胞對基因組的復制其實也是在抄，只不過抄的方法有所不同。細胞的抄法稱為生物合成，利用酶等生物大分子作為工具。而文特等人的抄法屬于化學合成。

　　生物倫理學家認為，文特等人的研究證明了化學合成的遺傳物質和生物合成的沒有區別，生命活動不需要特殊的“活力”，所以歡呼這項成果極為重大。但是這一點不需要文特等人來證明。“活力論”在生物學界早就沒有了市場，生物學家早就確信，只要兩個分子的化學結構相同，不管用什么方法合成，其性質就不會有任何區別。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生物學家已在遺傳工程、分子克隆實驗中大量地用到化學合成的遺傳物質，從不覺得用它們來取代生物合成的遺傳物質會有什么奇怪。如果化學合成的取代不了生物合成的，那必定是由于二者的化學結構還存在差異，而不是由于后者存在特殊的“活力”。

　　“人造細胞”的支持者聲稱這項技術有廣闊的前景，將來能夠用于制造生物燃料、疫苗等。但是用遺傳工程的辦法現在就能實現這些作用，而且可以更方便、更便宜地實現。所謂的“人造細胞”技術也沒有出現新的或更大的風險。反對者所擔心的那些風險，遺傳工程同樣有，并不新鮮。

　　方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