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舊體詩詞很難學。因為不僅有格律束縛，還需要激情、襟抱和博學多識，甚至還需要天分，故而聞一多先生有“戴著鐐銬跳舞”的感慨。而且還如郭沫若說過的：舊體詩詞里的學問無止境。寫詩詞能夠成家，更是難上加難。

　　在封建時代，凡上私塾者，必學《笠翁對韻》、《龍文鞭影》等詩詞技巧，不僅是修養，還為考科舉而入仕。科舉考試除策論和八股代圣人立言外，是要做試帖詩或賦的。詩出韻或不符平仄，用詞不當，都會被剔除。所以，封建時代如清代，皇帝從小也會被訓練作詩。一般經過科舉出身的官吏都會寫詩，仍以清代為例，如林則徐、李鴻章、左宗棠、翁方綱……不勝枚舉；有的則成為大家，如龔自珍、納蘭容若、陳三立等。民國以后，不需要靠科舉入仕，詩風漸歇，但遺韻猶存，為官者能詩的仍不在少數。以于右任為代表者固然盛名，即不以詩名者也頗有根底，比如國民政府的高官朱紹良，我讀過他的詩，頗有杜詩風骨；軍界中如戴安瀾將軍，詩風慷慨激愴，無愧他烈士的歸宿。

　　唐宋始，詞稱“詩余”，原為歌詠之用，在音律上也比作詩難，故寫詩者多，填詞者少。近代以來，像毛澤東那樣詩詞俱佳、氣貫古今者，確實罕見。中國古代稱“詩的國度”，翻開《全唐詩》，可見三教九流，無不賦詩。然進入商品時代，詩詞幾成“絕學”，基本不為人所能。附庸風雅者多，真心摯愛者稀，官員能寫詩詞者更如鳳毛麟角。

　　在舊時代，官員能詩，證明他的品位。在今日，則無須此技，因為政績第一，其他遑論。偶能為者，必引矚目。其實，鼎革的時代造就了與舊時代迥然有異的領袖詩人，除毛澤東之外，新中國的領袖、將帥不乏詩人的風骨，周恩來、葉劍英、陳毅、董必武……燦若繁星，各有千秋。上世紀50年代曾任廣州市市長的朱光，其組詞《憶江南·廣州好》被一時傳誦，60年代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的詩詞也堪稱一家，馬上政余吟詩填詞，只有中國才會出現，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為政者的一種胸襟、修養、情操、學識的體現。

　　已故錢鍾書先生不僅是學者，也是詩人，同是詩人的胡喬木非常尊重他，發表詩詞之前請錢老斟酌修改。錢老改完，曾復函云：“尊詩情摯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達，字有未穩。君于修詞最講究，故即(以)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則是：盡可能遵守而利用舊詩格律；求能達尊意而仍涵蘊，用比興，不淺露，不乖‘風人’之旨；無閑字閑句(此點原作已做到，現只加以推敲)。”(見《胡喬木談文學藝術》，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頁)胡喬木堪稱詩詞家，我個人的看法，其詞為上。毛澤東曾對他的詞“再三悉心修改”，甚至“終日把玩推敲”(同上，第366頁)。錢老也是大家，他的觀點和評價及對詩詞創作原則的把握，亦為恰當。

　　錢老為胡喬木改詩，后又致函：“……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同上，第236頁)在錢老看來，有的詩詞是不能用“雕章琢句”去“僭改”和評論的。朱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