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長期堆積起來的人類文化遺存比大陸上任何時代存在的遺存都要多，世界最豐富的博物館也許就坐落在海底，只是這家博物館人類還無法自由進入。中國有3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海疆，1.8萬多公里的海岸線和豐富的內陸水域，曾經輝煌的航海史更是留下了豐厚的水下文化遺產，水下考古承載著復原中華海洋文明的夢想。

　　水下考古在大多數時間是很安靜很寂寞的

　　“在能見度很差的海底，只要你的手離開海底固定物兩秒鐘，人就會不在原地，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會被湍急的暗流沖到什么地方。”1981年出生的李釗這樣對記者描述水下考古。畢業于四川大學考古系的他是海南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此次被征集到南澳。從1989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先后對五批身體素質較好的考古工作者進行過潛水培訓，號稱黃埔五期，這五期不足百名的“珍稀動物”就是中國水下考古的主力軍。李釗曾于2007年接受過專業的潛水訓練，是黃埔四期，現在的他可以背著高氧雙瓶在水下穩定地“呆”上一段時間，從容地布好探方或者布置導向繩。

　　南澳島，俗稱三點金海域，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唐朝就開始使用，有“鄭和七下西洋，五經南澳”的記載。“南澳Ⅰ號”是一艘保存完好的晚明沉船，有助于研究那個時期海船的結構。3月至7月是這一海域的黃金水下作業時間，國家水下遺產保護中心、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水下考古隊和廣州打撈局4個單位的精兵強將都聚集在“南天順”打撈船上，20名考古隊員薈萃了黃埔五期的學員，幾乎是“史上最奢華陣容”。

　　作為去年9月剛剛掛牌的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一號工程”，中心主任柴曉明已經多次來到南澳，“這樣集結優勢兵力做一項工作，以后每年都會有一兩次。我們常說的地球是一個水球，70%的表面被水覆蓋。而中國有3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海疆，1.8萬多公里的海岸線和豐富的內陸水域，曾經輝煌的航海史也留下了豐厚的水下遺產，正在進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將進一步摸清水下文物的家底。”

　　“和現在媒體進行的水下考古直播所引發的全國關注相比，水下考古在大多數時間是很安靜很寂寞的。”崔勇來自廣東省考古所，曾經全程見證“南海Ⅰ號”沉船整體打撈，現在是“南澳Ⅰ號”水下考古的領隊之一，“對于中國水下文化遺產保護，需要關注的顯然不只是一艘沉船的打撈。”

　　中西交流，史載眾多。中國的海洋貿易始于西漢，終于清初。在公元10世紀到13世紀的400年里，中國商船靠著先進的羅盤導航，橫渡印度洋，最遠到達波斯灣的盡頭。夏天，東南季風盛行的時候，一隊隊商船，滿載著豐厚的物產，從印度洋甚至更遠的地方駛來。冬天，當海上送來強勁的西北風時，他們又把在世界最暢銷的中國瓷器、茶葉運往西方。即使在明末的海禁時期，民間的貿易也未停止過。無數的沉船，在海底沉睡千年之后，被認為同陸地的文化遺產一樣，可以多少復原當年海洋文明的碎片……

　　如果能把考古學家變成潛水員，水下考古便真正成為科學

　　“說中國目前的水下考古水平不低，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這是事實。”孫鍵，“南澳Ⅰ號”的另一領隊，也是黃埔一期的元老，對于中國的水下考古充滿愛意，“中國的考古學整個都是從國外引進來的，田野考古就是老一輩從國外學成帶回來的，一開始就和國際接著軌，水下考古學也是一樣，開始時我們真是一無所知，一窮二白，正因如此，就可以直接面向世界，主動向國外學。有人說，如果能把考古學家變成潛水員，水下考古便真正成為科學，而在中國，現在從事水下考古的隊員都有著考古學背景。像‘南海Ⅰ號’那樣的整體打撈，從技術到理念在國際上都是領先的。”

　　從世界范圍來講，水下考古的歷史也并不長。19世紀30年代，因為潛水面罩的問世，人類向水底世界跨出了重大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法國人發明了“水肺”，解決了10米以下的水下呼吸問題，考古學者終于擺脫了對職業潛水員的依賴。1960年美國考古學家喬治巴斯對土耳其格里多亞角海域的沉船遺址進行發掘，陸地考古的方法延伸到水下，這被認為是水下考古學的里程碑。

　　中國的水下考古是被逼出來的。故宮博物院的陶瓷專家陳華莎不止一次聽自己的老師耿寶昌講起當年的失落。1984年5月，英國“職業撈寶人”哈徹用了10周時間探測到一艘沉船，并最終打撈出15萬件中國瓷器。一年后這些精美的中國瓷器被擺到了荷蘭的嘉士德拍賣行。拍賣前后進行了9個月，實現了2000萬美元的成交金額。當年耿寶昌曾拿著3萬美元前往荷蘭，結果空手而歸。1985年4月，一份《我國陶瓷專家建議重視水下考古工作》的報告引起了中央、國務院有關領導的重視。1986年11月，“國家水下考古協調小組”成立，就組建中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進行了討論。著名考古學家、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俞偉超教授承擔起了這項任務。1987年底，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室由此誕生。

　　在國家博物館尚未竣工的辦公樓里，即將赴肯尼亞進行水下考古的張威，是當年被俞偉超先生派到國外去學習水下考古的第一人，他回憶說，許多年前，曾有一位英國學者問俞偉超教授，水下考古的經費開支極大，即使發達國家也并不熱衷，中國還那么窮，你們為什么現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先生回答說：“中國的水域那么遼闊，自古以來，通過海上，東邊和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發生聯系，南邊與南洋群島發生聯系，往西通過印度洋又和歐洲發生聯系，我們不搞水下考古行嗎？”

　　老一輩考古工作者的高瞻遠矚讓范伊然念念不忘，她曾是中國進行水下考古直播的第一人，如今是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工作人員，“水下文物保護是花大錢的事，對于先進技術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一個裝備的好壞甚至關系考古人的生命，一套新型潛水服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人民幣不等，一套普通的聲吶裝置就要200多萬元人民幣，就連一支深海燈也要近萬元，再加上出海船只、設備維護、海上供給等支出，每一次出海打撈的費用非常驚人。那個時候他們能夠做出那樣的決定，真的令人佩服。”

　　從成立至今，中國的水下考古一直馬不停蹄。從福建連江縣定海到海南文昌縣寶陵港，從山東長島到廣東新會，范圍涉及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大海區。張威說，國外羨慕我們有一支專業的水下考古力量，但相對于中國艱巨的水下文物保護工作來說，這些人還是少。過去國家博物館承擔了很多的考古任務，如今國家成立了水下考古中心，有限的力量可以有效整合，地方考古隊買不起的設備、不能獨立完成的工作、進行水下實驗的專項基金都可以由國家統一安排，“十二五”的規劃也在制定。“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水下文物保護與國家海洋戰略的息息相關，這才是最令人欣慰的。”

　　中國的水下考古初具規模，但制約因素一樣也沒少

　　朱志雄是廣東省南澳縣云澳邊防派出所的所長，因為“南澳Ⅰ號”，他與他所在的派出所今年3月被國家文物局授予了“文物保護特別獎”。

　　2007年5月，南澳縣云澳邊防派出所在目前“南澳Ⅰ號”所處的海域查獲兩起盜撈水下文物事件，文物部門據此確認了“南澳Ⅰ號”的位置。“一年中在南澳進行水下考古的時間很有限，考古隊一撤，我們就得在海面24小時巡邏，雖然一直沒有懈怠，但等他們再回來發掘時，我也不敢確定水下遺址有沒有被破壞過。今年4月，崔勇第一次潛水時，我的心七上八下，當他第一時間告訴我水下文物萬無一失時，心才落到肚子里。如今1000多個日夜過去了，也許還有1000個日夜需要守護。”

　　并不是所有的水下文物都有這樣安寧的棲息環境。2005年6月，福建平潭“碗礁Ⅰ號”古沉船竟吸引來了廣東、浙江、安徽、上海、山東等各地打撈者的洗劫，水下文物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柴曉明說，“按照文物考古的方針，水下文物保護的理想狀態是原址保護，但人類的貪婪行為是無法阻止的，目前我們所進行的發掘都是搶救性發掘，因為他們都面臨被盜的危險。”

　　今年的3月，國家文物局在北京組織召開了全國性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除了文物系統，外交部、科學技術部、公安部、財政部、交通運輸部、國家海洋局、總參作戰部、海軍作戰局、中國海監總隊、中國氣象局等相關部門代表全數參加了會議。這樣的規模再一次說明了水下文物保護并不是文物系統一家的事情。

　　“制約水下文物發展的因素非常多，出水文物的保護就是全世界的難題。水下考古只是完成了整個文物保護工作的1/3，后期的保護工作更艱巨。”廣東省文物考古所的建筑學博士曹勁說，“南海Ι號”古沉船所采用的整體打撈，是我國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的一次創舉。為其量身定做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也是目前世界上首例將古沉船水下考古發掘過程向觀眾展示的動態專題博物館。然而，對于“南海Ι號”沉船的相關研究一直進展緩慢。從2006年起，廣東省就聯合中山大學、中科院海洋所等科研單位就“南海Ι號”古沉船所處海水環境、泥樣等進行分析，并不斷對古沉船所需的溫度與光照條件進行實驗，但所有的研究要到“十二五”期間才能完成。

　　在“南澳Ⅰ號”的現場，碰到了廣東省博物館的宋薇，1984年出生的她是西北大學的本科生，北京大學的研究生，現在負責對“南澳Ⅰ號”打撈上來的瓷器進行最基礎的出水保護，“在海水中沉睡了幾百年的文物，飽水度高達700%，一旦脫離了原來的環境，反倒容易引發各種問題。海水中的文物出水后需要脫鹽、脫水，還要考慮到光照、壓力等方面的因素。除了瓷器，木材、鐵器的保護也是難題，大的船體的保護，大家都沒有經驗。”

　　孫鍵說，中西方文明曾經有過美麗的邂逅，和陸上的絲綢之路一樣，海上的絲綢之路也是一條中西文化交匯的橋梁。而每一艘遠航的船，就相當于我們陸地考古的一個遺址，是那個時代高度濃縮的標本，通過對所有信息的捕捉，可以充分地揭示那個時代的海上貿易方式，再現真實可信的歷史細節，這是文獻資料所不能代替的。這或許就是水下考古的終極意義所在。

　　本報記者 楊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