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中國館，《歷程》，陸川。

　　這個5月，因《尋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而在國內外引起關注的青年導演陸川，隨著上海世博會的開幕，百萬參觀者走入中國館，再次成為熱點人物——作為導演，陸川執拍了中國館里的8分鐘主題片《歷程》。

　　5月25日下午，陸川攜著他的《歷程》短片，走上人民日報“文化講壇”，透露背后的創作經歷，講述作為當代青年導演的文化思考。以下內容摘自他的主題演講《電影人的堅守與責任——從〈歷程〉創作經歷說開去》。

　　年輕人常對國家級文化產品“拍板磚”。現在，項目機會給了我們，為什么不去積極表達

　　剛才，我給大家放映了《歷程》。我向你們保證，你們只看到了1/10的影片效果。因為，在上海世博會中國館，那里的屏幕高8米，寬66米，三折幕，影片是為場館度身定造的，聲音和畫面相當震撼。

　　接拍世博會中國館主題片，有些偶然。在2008年拍完《南京！南京！》后，應上海世博局邀約，我參加了中國館主題演繹方案的評審。后來，組委會邀約我為中國館拍一部主展影片。乍一聽，我不免擔憂，一是覺得自己年輕，二是從一名“評委”變成“球員”，這調整，實在大。

　　但只是猶豫了一下，我決定接受挑戰，有兩個原因。第一，對于國家級的文化產品，很多人一聽就本能地反感，特別是“70后”、“80后”，向來是只當旁觀者與批判者，愛“拍板磚”。現在，有機會讓我們去承擔國家級項目，為什么不去積極地參與表達？

　　第二，我有一種深刻體會，外部世界對中國聲音的期盼、認知，與我們發出的聲音之間，存在鴻溝。我們對外輸出的文化產品，在講述的姿態、題材或情懷的關注上，存在一些問題。我希望致力于一些改變，用作品去打動中國以外的世界。如果我們面對機會卻放棄，就失去了在這個舞臺上發言的機會。

　　但我低估了這個項目的難度。

　　電影創作源于靈感，也比較私人化。而作為國家主題片的《歷程》，創作經歷完全不同。而且，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城市化歷程，要通過短短8分鐘去表達，對我來說，也是考驗。為了這8分鐘片子，我們這100多個人的團隊花掉了一年半的時間，僅前期劇本就寫了100多稿。

　　這是一個“規定動作”，圈已經畫好。但這圈里，其實還是允許一些個人的表達空間。我想傳遞什么中國氣質呢？我覺得，是這個國家的柔和、善意、包容，是這一代人的責任感，一個人類更美好的夢想。

　　我們選擇了一些關鍵詞，如“奔跑”、“穿越”。片頭有個畫面，是一群人在荒原奔跑。我用它向父輩致敬：這是一個大的時代，一個奔騰的時代，一個激情四溢的時代。這30年，中國就在不斷奔跑。我堅持把汶川大地震中的一些場景加入片中，雖然這一段在審片中引起過爭議，但我挺堅持的，因為，汶川地震是個象征，我想借此強調“穿越”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正是在過去數千年中穿越了一次次災難，才成就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這是一種人性的偉大，是面對災難時中國人的互助與不屈。

　　由于《歷程》創作的特殊性，也留下不少遺憾。但我很高興，它令我們有機會證明給同代人和下一代導演：我們可以在一個國家級舞臺上，把我們自己的一些思考、情感注入其中，讓文化產品更貼近人性。這種寬容，也反映了國家與社會的進步。

　　沒有精神輸出、文化輸出的中國影片，對中國電影人，對中國形象，都是一個危機

　　創作《歷程》這一年半中，包括拍攝《南京！南京！》影片以來，很多人在問：主旋律文化產品，我們該持怎樣的創作態度？

　　中國的電影正走向兩極。一方面，主流影片市場趨于小眾化，如果沒有政府推廣，市場票房很難看。另一方面，泛娛樂化的電影，尤其是一批聳人聽聞的低劣影片，對市場的培育和觀眾的信心，是雙重的打壓。

　　現在中國電影內部市場非常好，票房節節攀高。但我們的電影輸出，難見精神輸出，文化輸出。這對中國電影人，對中國形象，都是一個危機。

　　主旋律影片與觀賞性、票房，未必沖突，關鍵看你想傳遞什么樣的思想，用什么方式傳遞。一部優秀的影片，自我批判精神必須有。藝術創作與新聞發言人完全是兩碼事，藝術家的表達實際上是一個民族的聲音，創作的文化產品不能只是政策的圖解。

　　我想再提《阿凡達》。它在中國的票房是13個億。在《阿凡達》里，我看到的不是技術，而是導演——創作者的內心情懷，是他們對于地球的責任，對于強勢文化掠奪、侵占弱勢文化的態度。它用一個神話的、科幻的方式，表達這個基本態度。在我看來，這何嘗不是主旋律？而這部“主旋律”，能在中國狂掃13億元票房，難道不值得人們去思考嗎？它實際上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中國人需要什么樣的電影，主流價值可以拍得同樣受歡迎。

　　實際上，很多美國電影都是美國精神的宣傳片，宣揚自由和民主，宣揚平等，宣揚對人性的關懷，無時無刻不在販賣、美化他們的價值觀。不得不承認，他們“宣傳”得不錯。這同樣需要我們中國電影人包括文化產品的創造者去認真思考：愛國，需要多種表達方式。而能夠獲得最大多數人情感的，才是最成功的表達。

　　講述姿態的微妙變化，會影響世界，影響“中國印象”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樹立國家形象的時候，文化產品該起什么作用？過去30多年，我們在經濟方面的輸出是巨大的，而現在，我們應逐漸過渡到輸出中國的文明、中國的精神、中國的價值。

　　當我們越來越想面對世界發言時，就越來越需要掌握講述的策略，學會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精神。

　　我拍《南京！南京！》的時候，一直希望是站在人類的角度，而不只是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看屠殺。屠殺不僅對中國人而言是災難，對全人類也是災難。不僅對受害者是災難，對施害者也是災難。你得通過講述觸痛到他身上的傷疤，觸痛到他對人性認知的時候，他才能了解。

　　這部片子在國內與國外的反響差別很大。國內有評論說我是在“美化日本士兵”，但歐洲的大多數評論說，從中看到的，恰恰是中國人頑強抵抗的精神。記得一些國外著名導演對我說，看了《南京，南京！》，他們才了解了中國人，了解了中國為什么在今天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還有的評論說，從這部片子，他們看到中國的文化產品不再只是丑化、敵視對手，而是能夠站在人類的更高層次，審視、反省一場屠殺帶來的影響。

　　回憶這些事，我想強調，講述姿態的微妙變化，會影響世界，影響世界的“中國印象”。這種“印象”，既體現在每一部影片所表達的價值觀，也體現在當不同價值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創作出的文化產品交鋒、對話時，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自信。

　　中國走到現在這個階段，需要認真思考，我們該用怎樣的文化光芒感染世界？作為創作這些文化產品的工作者，我們的內心是否足夠真誠，有自信？

　　本報記者劉陽、陳星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