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館建成后，不出意料地出現了很多反對之聲。有人覺得“斗拱”的造型太傳統，沒有體現出創新；有人覺得場館外表大面積使用中國紅，作為代表中國的元素，這種顏色太普通；還有人覺得在上海設計這樣一個充滿古典氣息的建筑，與“海派”文化格格不入。面對爭議，何鏡堂的回答平和而不失自信：“對于一個建筑，誰都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建筑也有其藝術、文化的性能，每個人見仁見智。”何鏡堂稱，往常的建筑方案一般由建筑行業內部的專家評判，而中國館則要接受全中國人的評論，建筑不可能做到讓所有人滿意。讓何鏡堂感到欣慰的是，中國館的設計得到越來越多游客的認同，“不管是媒體還是普通游客，對中國館反響都還不錯。”

　　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建造的埃菲爾鐵塔，現在已經成為巴黎的地標性建筑。本屆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無論從高度、大小、形態還是它的地位來看，都稱得上是本屆世博會的標志性建筑。本屆世博會結束后，中國館能否像埃菲爾鐵塔一樣，成為上海的新地標？何鏡堂表示，人們對于建筑的態度總是不斷變化著的，比如，埃菲爾鐵塔剛造好時，大家都不喜歡，甚至非常厭惡，認為在巴黎這個充滿文化氣息的浪漫之都出現這樣一個鋼鐵怪物是非常不協調的。法國文化界人士和市民也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但是，埃菲爾鐵塔在世博會期間受到了游覽者的歡迎和肯定，并漸漸成為巴黎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中國館能否成為新地標，這件事情不是我說了算的，同時也不是任何一個人說了算的，這要經過歷史的考驗和社會的評價。”

　　除了世博會中國館，何鏡堂還曾主持設計了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大都會廣場、中國市長大廈、華南理工大學人文館、鴉片戰爭海戰館、深圳科學館、佛山電力大廈、浙江大學新校區總體規劃及主樓、華南師范大學南海校區、重慶大學、江南大學、廣州大學城、北京奧運羽毛球館、北京奧運摔跤館等。說起自己最為滿意的作品，何鏡堂選取了兩項工程，一件是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另一件則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擴建工程。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何鏡堂選擇了眾多的建筑元素，深切悼念遇難的同胞，控訴大屠殺暴行。“我今年72歲了，那場大屠殺差不多發生在我出生之時。70多年后我主持設計了世博會中國館。”主持這兩項設計，何鏡堂覺得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到中國館，恰如中國從災難屈辱走向繁榮富強的兩個坐標，能夠參與這兩個設計，自己也感到一種責任。”

　　何鏡堂說，一件優秀的建筑作品是會說話的，在它面前，人們會對它體現出來的文化蘊意有所深思。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在通過“冤魂的吶喊”雕塑、災難之墻、累累白骨充分展示侵略戰爭的野蠻殘酷、譴責戰爭和屠殺罪行的同時，何鏡堂更通過一系列藝術形式，如“和平大鐘”、主題雕塑“和平女神”、和平廣場等，告誡警示人類防止和遠離戰爭，追求持久和平。通過兩種對比，讓人們頓生珍惜幸福、期盼和平之感，有效地提升和弘揚了主題。雄偉壯觀的中國館，以“東方之冠，鼎盛中華，天下糧倉，富庶百姓”的構思主題，表達中國文化的精神與氣質。國家館居中升起、層疊出挑，象征著中國的崛起。

　　年逾古稀的何鏡堂并未停下忙碌的腳步，天津博物館、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澳門大學橫琴校區、成都火車站……何鏡堂未來幾年的日程表排得滿滿的。他向記者表示，希望以后也能有機會去山東進行建筑設計。“現在是社會推著我向前走，當一個人的工作與社會追求同步時，會發揮很大的能力。我走的是設計與研究結合的道路，我會一直走下去。 ”何鏡堂爽朗地笑著說。

　　只有充分具有地域、文化和現代特色的建筑，才能稱為優秀的建筑，把外地或外國的建筑簡單照搬過來，不是城市規劃建設的方向；城市規劃和建筑要兼顧“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的城市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但在成績的背后，城市的規劃建設也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如千城一面、缺乏個性就常常被人們所詬病。對此，何鏡堂有著自己的思考。

　　“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為和世界隔絕太久，人們的思想觀念還十分落后保守。改革開放初開國門，國外的思想、理念、技術一擁而入，人們來不及消化吸收，往往全盤接受。”何鏡堂介紹，現在中國每年新增建筑面積幾乎占全球的一半，人們建設城市的熱情太高、速度太快，一幢建筑物幾個月就建起來了，工地上到處可見倒計時的標志。思想的發展跟不上城市建設發展的速度，人們沒有時間仔細研究，在城市建設和規劃上急功近利，抄襲國外的研究成果，結果造成“千城一面”。“千萬不要覺得外地和外國的好就把它搬過來，這不是城市規劃建設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