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近日宣布，日軍侵華時期，被日本憲兵隊以“特別移送”方式交給關東軍第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確認。據專家估算，這個被日本侵略者稱作“馬路大”的群體，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謂“馬路大”，在日語中意為“圓木”，是731部隊對那些接受人體實驗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稱呼。在這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部隊的特設監獄里，他們一律無名無姓而只有編號，像動物一樣被強制接受各種細菌或毒氣的折磨，或被活活凍死，最終毀尸滅跡，無一生還。

　　翻開歷史檔案，你會發現，他們在跨進那道地獄之門前，其實都曾生動地活過、笑過、抗爭過、戰斗過。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曾為抗日奔走。

　　戰后的60多年里，為還原那段歷史，許多人仍在艱難前行。

　　朱家兩“蘇諜”

　　在他去世將近70年之后，已經很難有人說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他給親友留下了靦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憲兵隊拍攝的照片上，身陷絕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憲兵隊長對他的評價卻是：“性格狡猾，生來懶惰，為了生活不擇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貼在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的紀念長廊上，旁邊是比他年長兩歲的哥哥朱云彤。他們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隊人體實驗的“馬路大”。

　　據東安憲兵分隊審訊記錄記載，朱云岫曾在密山縣黃泥河子恒山煤礦做機電工。1940年8月，朱云岫與蘇聯諜報員萬信相識并被發展為諜報員。9月27日，朱云岫與萬信一起越境入蘇，在“浦拉特諾夫卡”國境警備隊接受指令：調查平陽鎮兵力、兵種和兵營數量以及雞西發電廠的施工進展情況，獲酬金120元。

　　審訊記錄稱，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報時患病，臥床兩個多月，沒能按規定日期入蘇，預感到可能惹怒蘇方，會有生命危險。為安全起見，便策劃以加入日滿軍警密探為名開始諜報活動。

　　同屬這一諜報網的，還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達。朱云彤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密山縣國境警察本隊警長。1940年9月至12月間，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蘇，接受的任務指令為：調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陽鎮附近日軍情況，特別是飛機場的狀況，并調查密山縣公路網及鐵路狀況，共計獲酬金330元。

　　1941年2月，萬信被捕，但他當時并未供出幾名下線。

　　當年3月，東安憲兵分隊在對王振達進行偵查時，發現朱云岫與其交情頗深，故作為同黨進行偵查，5月3日將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獄。

　　據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亞珍回憶，有一次在開往哈爾濱的火車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驚訝地問二哥上哪兒，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雙手被反綁著，肩披棉襖，后面有日本人看著。二哥還低聲對我說，‘告訴家里人別為我擔心，沒啥事’。這時，日本人走過來，就不讓我們再說話了。此后我們再也沒有二哥的確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覺在劫難逃的朱云彤辭去警長之職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維持生計。

　　朱云彤之女、現年69歲的朱玉芬說，母親曾經告訴她，有一天，父親回家對母親說，現在日本人到處抓人，感覺自己活不了幾天了，“他說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讓母親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來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沒說原因，母親還以為他喝多了說胡話”。說完這話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憲兵帶走。兩個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繼被捕后，父親朱寶田急得四處打聽。聽說兩個兒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歲的朱寶田急火攻心，頭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淪為“馬路大”

　　在日本憲兵隊，等待朱氏兄弟的，無疑都是嚴刑拷打。

　　一番逼供審訊之后，東安憲兵分隊對朱云岫做出如下結論：“該人性情狡猾，膽大妄為，在密山縣轄各地詐稱為特務機關或憲兵隊之密偵，干盡壞事，無悔改之意，無逆用價值。”

　　在呈報給上級的審訊報告中，東安憲兵分隊認為：“該人入蘇及返滿后的惡行危害甚大，對其應嚴加處置，故認為最適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這份報告迅速逐級呈報至關東憲兵隊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隨即下達指令，將朱云岫實施“特殊移送”——這看似輕描淡寫的4個字，其實是一紙秘密而殘虐的死刑宣判書。

　　接下來的程序是：東安憲兵分隊派專人持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批復，乘專車將朱云岫押送至哈爾濱憲兵隊，由其轉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爾濱南郊平房地區的731部隊。

　　“從731部隊蓋戳接收的那一秒鐘起，這個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誰、以前做過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隊接收的只是實驗材料，也就是論‘根’計數的‘馬路大’。”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說。

　　和弟弟朱云岫一樣，晚4個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脫淪為“馬路大”的命運。

　　金成民說，“特別移送”只是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第一步。踏進地獄之門，“馬路大”的苦難才剛剛開始。

　　所謂“特別移送”，是日本關東軍、731部隊和關東憲兵隊等多方秘密策劃協同執行的一項非人制度，一方面解決了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所需材料的來源問題，另外也便于各地軍、警、特、憲機構對被捕的抗日人員和反法西斯志士進行秘密處理。

　　1938年1月26日，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下發第58號文件，對“特別移送”程序做出明確規定。1943年3月12日，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又下發第120號文件，將“特別移送”對象分為“間諜(破壞分子)”和“思想犯(民族運動和共產運動犯)”兩大類。

　　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誠一根據他對眾多731部隊相關人士的采訪，寫成震驚世界的紀實作品《惡魔的飽食》。他在該書中稱，綜合許多人的證言，“馬路大”大致有3類：中部戰線、北部戰線俘虜的八路軍官兵、國民黨官兵，以及在各個城市、農村從事抗日活動的知識分子和工人等；在哈爾濱市內以及周邊地區逮捕的蘇聯紅軍士兵、情報人員及其家屬；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幾乎都是受騙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馬路大”。

　　根據森村誠一的統計，“馬路大”中中國人占七成，蘇聯人、朝鮮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齡絕大多數在20歲至40歲之間，最大的40多歲；絕大多數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這些女性“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實驗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