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真文物在“GDP崇拜”下的灰飛煙滅，一邊卻又是假古董在利益驅動下橫空出世，令人深思

　　最近，兩起與古城墻有關的事件引發輿論關注。

　　一個是破“舊”的。云南大理市因為公路擴建，拆掉一段重點文物龍首關唐代城墻，破壞面積達12350平方米；一個是立“新”的，河北正定縣計劃花3億元修復一段古城墻，目前正在籌措資金。

　　大理市的破“舊”，按有關負責人的說法，是因為要修路發展經濟，“沒有辦法”、“繞不過去”只好毀壞文物；而正定縣的立“新”修復古城墻，據稱則是為了“逐步恢復古城原有風貌，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打基礎”。

　　與大理市的公然破壞文物相比，正定縣斥資3億元修復古城墻，貌似重視文物的價值。但另一個疑問隨之而來：與其斥巨資把古城墻變成一個現代的人造景觀，為什么不拿這筆錢對現存的城墻進行維護呢？

　　修得再舊，依然是新的。文物的價值，在于其穿越歷史滄桑背后的深厚內涵。被譽為建筑典范的希臘帕提農神廟，歷經千年只剩30多根石柱，沒聽說誰要去給它恢復原貌；舉世聞名的橢圓形古羅馬大角斗場，至今仍是斷壁殘墻。然而，正是這種對文物原狀的尊重和維護，對“少干預或不干預”文物保護原則的秉持，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底蘊。

　　當然，對于決策者來說，保護城墻只是一種表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或許才是更重要的目標。成功申遺的好處自不待言，不僅可以獲得名氣，同時也意味著大量的旅游收益。換句話說，這種保護還是沒有逃脫“文物經濟”的思維。

　　說白了，不管是拆城墻，還是修城墻，不管是破“舊”，還是立“新”，背后的主要驅動力，恐怕還是經濟利益，政績沖動。為了利益，可以不顧文物部門和群眾的反對，不惜以破壞文物古跡為代價，搞各種各樣的建設開發；同樣是為了這種利益，“文物搭臺、經濟唱戲”，耗費巨資建造類似“西門慶故里”這樣的“文化項目”，或是硬把真文物改造成假古董，不僅讓老祖宗生氣，也給地方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包袱。

　　一邊是真文物在“GDP崇拜”下的灰飛煙滅，一邊卻又是假古董在利益驅動下橫空出世，令人深思。這里面既有對文物保護的無知，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領導“揣著明白裝糊涂”的算計。文物保護往往只需要投入，并不能給個人或者小團體帶來什么直接的物質回報；相反，毀文物搞開發，或者把真文物改造成假古董，則可能在大興土木的過程中博取名聲、撈到好處。

　　“以前過分注意經濟建設，文化遺產的損失巨大，現在遇到經濟危機，又把文化變成經濟的工具，繼續拿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可能又進入新一輪怪圈，產生的危害可能要10年以后才能看到。”對于“真文物遭殃”和“假古董吃香”的現象，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曾表達了這樣的擔憂。而如何維護文物在經濟利益沖動面前的尊嚴，如何避免“山寨版”文物的橫空出世，不僅需要決策者提高思想覺悟，更需要相關部門的監督管理，以及文物保護法的真正發力。 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