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要憑借相應的實物還原過去的生活圖景,盡管市場經濟后如“曹操墓”這樣其實盯著經濟效益的行為漸漸多了起來；從前的動機則比較復雜。

　　5月1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洛陽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發現了三國名將曹休的墓。去年歲末,安陽發現的“曹操墓”,曾經一時轟動。當然,轟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輿論的普遍質疑:憑什么這個幾乎空空如也的就是?曹休墓大抵不會這樣,饒是曹操族子,人們對他也還太陌生,不足以吸引眼球吧。況且,墓中有篆書白文“ 曹休”二字的私印出土,廣州的南越王墓就是根據“文帝行璽”、“趙眜”等印章確定了墓主身份,因而不用像“曹操墓”那樣非得動用DNA才能證實不可了。

　　打開昔日的墓葬,今天叫考古發掘,從前叫發墓或盜墓。當然,動機還是有本質區別的:今天是要憑借相應的實物還原過去的生活圖景,盡管市場經濟后如“曹操墓”這樣其實盯著經濟效益的行為漸漸多了起來；從前的動機則比較復雜,找寶貝、爭風水或者祈禳、泄憤,受世界觀的因素驅動。能找到寶貝,自然源于厚葬之風。《晉書·索綝傳》載“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漢陵中為什么這么多東西,索綝答:“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更離譜,“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都裝不下了。不過,漢武帝入葬區區四年,市場上便已有茂陵地宮隨葬的玉杖、玉箱出售。所以漢代楊貴說過:“夫厚葬誠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

　　北齊的魏收修《魏書》,因為奉行酬恩報怨的宗旨,硬是寫成了一部“穢史”,結果,“齊亡之歲,(魏)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隋朝時,衛玄討“為天下解倒懸 ”的楊玄感,“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楊素是楊玄感的爸爸,當過隋的宰相。明朝時,楊嗣昌與張獻忠作戰,及后者攻下武陵,雖嗣昌已死,仍“發其七世祖墓,焚世昌夫婦柩”。同時期的汪喬年巡撫陜西,奉詔發李自成先冢,以斷其“王氣”,李自成聽說后,“嚙齒大恨”曰:“吾必致死于喬年。”此前,明熹宗朱由校還有過著名的“天啟掘陵”,也是試圖挖斷后金國的龍脈。諸如此類,即所謂報復、風水一類云云。有意思的是,“曹操墓”今天先被盜后發掘,而曹操也正是盜墓的專業人士。陳琳在袁紹隊伍時草就的那個著名的討曹檄文就說道:“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圣朝流涕,士民傷懷。”這且不算,曹操“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從前的發墓既然沒有“研究”的基因,破壞性就顯而易見。《南齊書》載,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 其中的竹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墓的人不懂,竟然把竹簡點燃當火把,后來有人把幸存的十余簡拿給王僧虔看,他說這是蝌蚪書《考工記》啊。于是,官方才像“曹操墓”那樣進行追贓,“頗得遺物”。《續墨客揮犀》載,宋朝時濟州金鄉縣也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 ”。時人比照畫像石上的圖案解讀,就有了研究的味道:“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腳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馀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思成先生任負責人之一的中國營造學社,還進行了朱鮪墓石室的復原工作。見天日了還能保存千年,在我們來說真是奇跡一樁。

　　康熙時有個叫汪俊的,赴任陜西途中夜宿馬嵬驛,夢到楊貴妃向他告狀墓地被侵占。驚醒之后,汪俊馬上“別置界石,并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但不知彼時此舉是否有吸引游人等經濟效益的因素在內。今天的考古發現有偏重于此的味道,有人不是給“曹操墓”算賬后得出年獲益有望達4.2億元嗎?這是發展了,還是偏離了正途,此處不敢定論。

　　南方日報高級編輯 　田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