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1年8月至9月間，經過列寧格勒保衛戰、基輔保衛戰和敖德薩保衛戰之后，蘇聯紅軍消滅了德軍大量的有生力量。惱羞成怒的希特勒只得把全線進攻改為重點進攻，在他看來，只要占領蘇聯首都莫斯科，就可以瓦解蘇聯軍民的斗志，取得對蘇戰爭的完全勝利。10月2日，德國軍隊出動35個師的兵力向莫斯科發動第一次大規模進攻。

　　就在斯大林指揮蘇聯軍民進行莫斯科保衛戰的關鍵時刻，蘇聯方面得到了一份絕密情報：如果德軍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要進攻蘇聯遠東。完全可以想象，這份情報對最高統帥斯大林的觸動有多大;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斯大林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在東西兩線腹背受敵,此時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戰場上正節節推進，所以斯大林對于日本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極其敏感。

　　1941年11月12日，斯大林第二次致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提出了在日本進攻蘇聯遠東地區的情況之下中共采取軍事行動的問題，斯大林希望中共方面派出一部分力量向長城內外方向發展。

　　除此之外，斯大林還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施加壓力，不斷要求毛澤東派遣部隊盡一切努力向日寇發動進攻，以配合蘇聯紅軍。1942年2月27日，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書記處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指望蘇聯勝利，卻又不積極開展軍事行動”。

　　面對批評和壓力，毛澤東的態度是堅定的，1942年我軍的中心任務仍然是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而不是直接出兵援助蘇聯。

　　1942年5月，德國法西斯在蘇德戰場上發動夏季攻勢，對戰場南翼的蘇聯紅軍發動重點進攻，不僅突破了蘇軍在刻赤半島的防線，而且擊退了蘇軍在哈爾科夫的進攻。恰在此時，蘇聯方面再次得到日軍向中蘇邊境秘密集結的情報，這使得斯大林更加緊張起來。為此他授意蘇聯國防部起草電文，第三次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求“八路軍在日蘇戰爭發生時，派一部分正規軍開赴南滿，策應蘇軍，以牽制日軍”。

　　隨后，斯大林和蘇聯方面又派弗拉季米洛夫以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和塔斯社隨軍記者的雙重身份，立即飛往延安，督促中共中央派八路軍開赴南滿地區，配合蘇軍的行動。除此之外，蘇聯派駐延安的聯絡小組頻繁地就八路軍軍事行動的問題同中共中央進行磋商，并且派人前往晉察冀根據地實地考察八路軍活動的情況。

　　在此后的兩個多月里，斯大林和蘇聯方面一再要求中國共產黨方面立即在軍事上采取行動，襲擊日軍，破壞交通線路，并且同國民黨蔣介石當局搞好關系。蘇聯的這一系列要求，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進攻蘇聯的時候，中共能出兵援助，配合蘇聯紅軍作戰。

　　面對斯大林和蘇聯方面的要求甚至是干預，毛澤東明確表示：一旦蘇日開戰，我們自然要配合蘇軍作戰，但這種配合必須是有計劃、有步驟的，而不是孤注一擲的。在目前形勢下，我們極端困難，八路軍的任務只能是積蓄力量，鞏固內部，休養兵力，恢復元氣。這時要求八路軍打大規模的運動戰阻止敵人和牽制敵人是不切實際的。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友均不利。

　　對斯大林的這兩封電報，毛澤東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復，是因為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正面臨著巨大的困難，根本沒有能力出兵援助蘇聯。自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勢力已經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與此同時，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扶植汪偽政權，一方面改變對蔣介石的強硬政策，騰出手來把主要兵力用于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蘇德戰爭爆發后，國內的反共頑固勢力更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國民黨頑固派不僅派重兵圍困我陜甘寧邊區，而且停發八路軍的軍餉、彈藥和被服等重要物資。

　　不僅如此，一些國民黨部隊紛紛響應蔣介石“曲線救國”的號令，甘心投靠日寇，淪為漢奸、偽軍，同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一起進攻我八路軍、新四軍。在靠近蘇聯的華北地區，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替多田俊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上任后他一方面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另一方面派軍隊對我抗日根據地反復“掃蕩”，進行“鐵壁合圍”，實施“三光政策”。在靠近蘇聯的長城內外，日寇制造了東西長700里，南北寬80里的無人區，使我八路軍各部隊活動十分困難。

　　以上因素，再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從1941年至194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嚴重的困難局面，根據地面積大幅縮小，人口由1億減少至5000萬以下，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減少到約40萬。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我軍抽調部隊離開根據地北上援助蘇聯，長途奔襲，兵力少，武器裝備落后，缺乏有效的供給和支援，其結果除了慘敗，很難想象還會有什么更好的結局，這不僅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利，就是對蘇聯本身而言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