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上海幫會

　　聯絡會黨是孫中山一貫的革命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他和上海幫會的關系是他聯絡會黨政策、策略的組成部分。

　　孫中山既委派革命同志聯絡上海幫會，又親自聯絡上海幫會；曾委派陳其美、徐朗西等人聯絡上海幫會，也曾直接和黃金榮聯系。其歷史影響是多方面的……

　　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一開始即與幫會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中國的國情決定的。由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辛亥革命是受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影響的“共和知識分子”發動和領導的革命，國內資產階級未能認識到辛亥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未能大力支持辛亥革命。革命黨人未能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也未能找到發動農民的辦法。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國內所依靠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會黨，在海外則依靠海外洪門致公堂。1908年之前，孫中山領導的多次武裝起義，基本上都是發動會黨，1908年河口起義失敗后，雖然重視了發動新軍起義，但仍然沒有放棄發動會黨。此后，孫中山說:“會黨性質我固知之，其戰斗自不如正式軍隊；然軍隊中人輒患持重，故不能不以會黨發難。”他仍然關心發動會黨的工作。孫中山聯絡會黨是他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他和上海幫會的關系也是他革命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一部分。

　　孫中山與上海幫會的關系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委派革命同志聯絡上海幫會，二是親自聯絡上海幫會。其歷史影響，既有積極方面，也有消極方面，并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

　　孫中山委派革命黨人聯絡上海幫會

　　聯合幫會進行革命斗爭是孫中山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孫中山為了聯合海外洪門(又稱洪幫、紅幫)，曾在海外親自參加了洪門，被封為“洪棍 ”(元帥)。為了促使美洲洪門致公堂和同盟會密切合作，曾命令同盟會員以個人身份加入致公堂，實行“堂內合作”，為以后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黨內合作”形式提供了先例。

　　辛亥革命期間，由于上海在國內的重要地位，當時不僅孫中山重視在上海聯絡幫會，就是其他革命黨領導人物也重視在上海發揮會黨的作用。例如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屬于秘密結社的會黨性質)，在此基礎上，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 光復會”，雖然也在浙江活動，但總部設在上海。

　　革命黨人奉孫中山意旨在國內各地聯絡會黨者不勝枚舉，而在上海受孫中山委派或秉承孫中山的意旨聯絡幫會者，主要是陳其美、徐朗西、朱卓文、韓恢等人。

　　(一)孫中山委派陳其美聯絡上海幫會

　　陳其美(1877-1916)，浙江吳興(今湖州)人，字英士。早年學習典當和絲業，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留學日本東京警監學校，加入同盟會，1908年回國后，為革命運動穿梭于京津滬浙等地聯絡革命黨人。1909年曾準備與浙江會黨首領策動起義，因泄露未遂。后在滬創辦《中國公報》、《民生叢報》，協辦《民立報》等，宣傳革命。鑒于幫會不接受幫外人指揮，陳其美早于1903年即在上海參加了清幫(又稱青幫)。有著名幫會人物說陳其美“是清幫中的大字輩”，又有著名著作、工具書中稱陳其美曾為上海清幫大頭目之一。陳其美是孫中山忠實的追隨者和得力助手，是辛亥革命時期蘇浙滬一帶的主要革命領導人之一。他是在孫中山授意、支持下聯絡上海清幫的。1910年6月29日，孫中山秘密來到上海，在宋嘉樹寓所約見了陳其美。孫中山“知道陳其美是同盟會派入青幫的關鍵人物，所以約見他來到宋寓，就是要了解他在青幫中的工作的……孫中山多次秘密來到上海，對上海幫會有所聯絡，因此，陳其美向孫中山匯報中說:‘現在上海的青幫和洪幫一樣聽命于孫先生，可以為革命所用！’”從陳其美的這段話中反映出，上海的洪幫早已接受了孫中山的領導，而現在經過陳其美的工作，上海的清幫也接受了孫中山的領導。

　　當時許多幫會首領人物是跨清洪兩幫的，上海“清幫首領兼洪幫(哥老會)首領曾國璋”擁有一支幫會武裝，曾國璋死于湖北后，他在上海的這支幫會隊伍，由他的屬下“通”字輩的劉福彪(一作劉福標)、孫紹武、王小弟等人帶領。劉福彪是上海閘北洪幫的當家三爺，當他得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后，便派人找到革命黨人張承酉，表示愿率三千多洪門兄弟組織敢死隊赴武漢助戰，要求革命黨派人擔任領導。1911年10 月25日，張承酉參加洪幫被推為大哥，劉福彪自居二哥，這支洪幫武裝接受了革命黨的領導。由于這支武裝本來的首領曾國璋是跨清洪兩幫的人物，所以這支隊伍具有清洪兩幫的性質，統稱其為幫會武裝更合適。陳其美得知此事后，于10月26日，在四馬路(今福州路)一支香餐館宴請其首領，通過會談，擁護陳其美為領袖。根據陳其美的要求，劉福彪等決定不去武漢，改在上海舉義以響應武昌起義。會后，清洪幫分子利用自己的各種關系，積極為起義做準備。總之，陳其美把這支幫會武裝拉進了革命軌道。

　　(二)孫中山委派徐朗西聯絡上海幫會

　　孫中山直接聯絡上海幫會的主要事例，首先是聯絡跨清洪兩幫的徐朗西。孫中山既直接聯絡這位革命同志兼幫會人物，同時又委派其聯絡上海的幫會。

　　徐朗西(1885-1961)，字峪云，陜西省三原人。早年留日，為同盟會首批會員。上海跨清洪兩幫的著名人物姜豪著文說:徐朗西的學識和志向得到孫中山的賞識，“遂派他回國參加青紅幫，發動更多的會黨人士投身革命”。有記載稱:徐朗西從日本回到上海后，“為革命需要，遂周旋于幫會之中，與袁寒云、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段燮臣等人廣為交游”。徐朗西在上海與這些清幫“大”字輩的上層人物的交往，為以后他在上海幫會中的影響奠定了基礎。

　　“ 徐朗西回國后，孫中山通過他的日本好友宮崎寅藏(與中國幫會首領稔熟)的關系，很快讓徐朗西擔任了洪門龍頭大哥和清幫理字輩，直至成為洪門峪云山山主和清門大字輩，可謂名震天下。”這里說明了徐朗西是孫中山委派他回國參加清洪幫的。而他很快進入了清洪幫的上層，是借重于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官崎寅藏的幫助。但有關徐在清幫的輩分，為何其先是理字輩，后來又是大字輩，這個問題沒說清楚。而徐朗西之子徐曉耕說:徐朗西在洪門是峪云山主，在清幫“也是‘大’字輩人物，有理字輩授予的證書”。這種說法比較符合清幫輩分的順序。辛亥革命后，徐朗西任北伐聯軍前敵總指揮、孫中山的秘書、造幣廠廠長等職。在滬辦《生活日報》，“同時從事幫會活動，而以洪門為主，收了不少弟兄，以后民國三年的倒袁運動，民國七年的討伐段祺瑞，他都擔任了重要任務”。

　　1917 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爆發，當時陜、甘、寧、青、川、滇、黔七省民黨結盟，組織聯軍討伐段祺瑞，公推唐繼堯為總司令。孫中山認為進軍策略以先取陜西為上策，因為陜西是以段祺瑞為首的北洋軍閥兵力薄弱的環節，且三原有于右任領導的靖國軍可以呼應。于是孫中山在上海任命徐朗西為七省靖國軍援陜前鋒總指揮。徐朗西在上海接受任命時，孫中山親手書寫“天下為公”四個大字的條幅贈給徐朗西，并對徐朗西說:“此次作戰，靠你的軍事特長，且本人是陜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勝利，倘若中途發生變化，可將此字傳給后輩，作為參加革命事業的紀念。”徐朗西敬而受之，并以此作為座右銘。

　　孫中山親自聯絡黃金榮

　　孫中山直接聯絡上海幫會的另一事例是對黃金榮的聯絡。

　　孫中山和黃金榮的聯系是以上海的清幫分子徐福生為中介的。徐福生本是天后宮(河南路橋附近)的一個清幫頭目，手下有不少徒弟，因爭奪天后宮的廟產，遂有“鬧天宮福生”的綽號。此人隨黃金榮做鴉片生意，認識了一些廣東人，由廣東人介紹認識了孫中山。20世紀20年代初，孫中山來到上海，想利用黃金榮在法租界的勢力掩護革命工作。孫中山給徐福生寫過一把扇面，徐福生拿了這把紙扇去見黃金榮，說孫先生是位有名望的革命家，到上海也想看看黃先生。黃金榮十分高興，約定日期要徐福生伴隨孫中山到黃家。“黃金榮親自邀請孫中山到樓上會客室。孫中山說，知道黃先生在上海很有辦法，在法租界有很多關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請黃先生多加幫助和保護。黃金榮一口答應。”

　　后來孫中山又寫信給黃金榮，大意是“指出帝國主義支持軍閥制造內戰是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封建軍閥之間的混戰，解救陷于水深火熱之民眾，而革命需要有人才之參加及經濟上之援助，請黃先生聯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經濟方面多加援助”。黃金榮平時與朋友間的經濟來往比較小氣，但收到孫中山的來信后，“居然一次拿出一千元交給徐福生轉送孫先生，還通知虞洽卿也捐助了一筆錢”。孫中山接到黃金榮的捐款之后，寫了回信致謝。由于徐福生奔走出力，孫中山又給徐福生寫了兩把扇面，徐福生特地把其中一把扇面裱好后裝上鏡框，懸掛在家中的客廳正中。孫中山曾給黃金榮先后寫過幾封信，黃的親信中不止一人看到過這些信。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黃金榮曾叫他在新聞界任職的門生杭石君寫了封祝賀信，由杭石君送往南京面奉孫中山。北伐戰爭勝利后，黃金榮有時對徒弟們說:“我一生之中講義氣，重朋友，連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過一些力。只要有困難，我不會不幫忙。”

　　1920 年前后，蔣介石在上海和陳果夫、戴季陶等從事物品證券交易所的活動。蔣介石在經濟上發生了困難，曾投靠黃金榮門下為黃的門生(當時黃金榮尚未正式入清幫，不能開香堂收徒弟，只能收門生)。蔣介石要南下投奔孫中山，黃金榮看在孫中山的情面上，資助了蔣介石旅費。黃認為這也是間接支援孫中山。

　　可見孫中山的革命統一戰線策略是聯絡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上海的黃金榮這樣的人物也在聯絡范圍之內。

　　(本文摘自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孫中山宋慶齡文獻與研究》2009年第12期郭緒印撰《孫中山與上海幫會的關系及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