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與逝者的對話

　　余秋雨的長篇記憶文學《我等不到了》，以平靜的語調敘述了家族的歷史。這是一部深入靈魂的“中國讀本”。余秋雨稱此書為“純手工寫作之記憶文學”:“也許這個奇怪的名稱能夠引發讀者的一種想象: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握筆支頤，想想，寫寫，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頁頁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紙貼上……這種非常原始的‘純手工寫作’，與‘記憶’兩字連起一起，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災難是我的宿命

　　在安靈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鴻文先生的靈位。他們的位置，離得不遠。我特別向余鴻文先生的靈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輩的長者，作為我爸爸、媽媽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點的攢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順著安靈堂的甬道離開。突然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笑容，那是一個骨灰盒上一幀發黃的照片。一看名字，原來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還是用那種憂郁而幽默的眼神看著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覺得這里可能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腳步，左右打量。這一打量不要緊，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對面，我看到了曾遠風的名字。走過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個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頭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條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給我講的話:“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挨打。”

　　我想與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商量，能不能把這兩人的位置移開一點，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這必須通過雙方家屬，非常麻煩。而且，說不出理由。

　　寫到這里，我想到了布萊希特。他曾經說，過程性的情節越豐富，越會讓人產生習慣性遲鈍。因此，需要阻斷，需要間離，讓講者和聽者都陡然停步，獲得思考。他認為，這才是“積極的敘述”。

　　我一直在等待這種停步的機會，此刻出現了。在安靈堂門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鴻文先生、徐扶明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時還不愿意稱“先生”的曾遠風，都一起在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來的理由。

　　安靈堂不遠處有兩把石椅，朝著一個小小的松柏林。邊上，又有一個淺淺的水池，水面上浮著大片枯葉。我便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閉著眼睛。一開始思緒很雜，跳蕩滑動，慢慢舒了幾口氣，安靜下來。我的眼前，出現了這些老人，我對他們輕聲說話。他們沒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個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談的，是離世不久的余鴻文先生。

　　余鴻文先生，我應該叫您一聲爺爺。我出生時，祖父早已去世，因此從小沒叫過誰爺爺。從前見到您時也曾經想叫，又覺得不好意思。現在可以叫一聲了，但是我僅僅這么一想，還沒有叫出口呢，就覺得自己已經蹲到了您的膝下。抬頭看您，白須寬襖，太陽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還遠遠近近地站著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們是一代人。他們走得比您早，因此看過去有點影影綽綽。

　　我不知道，我的長輩，當你們聽說自己的一個孫兒成了“中國歷來受誹謗最多的獨立知識分子”時，會是什么感覺。是擔憂、心疼、憤怒，還是自豪？這個稱號，是幾個學者經過認真調查才得出的。我當時一聽也懷疑，后來仔細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時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連續不斷，算每一次的全國規模，確實沒有人能超過。

　　我估計，你們之中，獨獨對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經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長輩，多少都有點困惑:怎么會是這樣？

　　對此，我愿意接受你們的盤問。

　　代表長輩盤問我的，應該是離世最晚的您，余鴻文先生。

　　我似乎已經聽到您的聲音。您說:“討論誹謗，不必看內容，因為那必定是假的。討論誹謗，只看它為什么發生。”

　　我點頭。

　　于是您開始問了:“你和誹謗者之間，有沒有權位之爭？”

　　我回答道:“自從二十年前辭職后，我沒有任何官職，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員，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協會，因此沒有絲毫權位可言，他們能爭什么？”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利益之爭？”

　　我回答道:“我幾百萬言的研究著作，十幾萬公里的考察計劃，從開始到完成，從未申請過一分錢的政府資助。他們能爭什么？”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學術之爭？”

　　我回答:“我的研究課題從來不與別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線從來不與別人交錯，我的表述方式從來不與別人近似。他們能爭什么？”

　　您繼續問:“你與他們，有沒有意氣之爭？”

　　我回答:“你們看見了，那么多人連續傷害我十幾年，有幾個人已經把傷害我當作一項穩定的謀生職業，我卻從來沒有回擊一句，也從來沒有點過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

　　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淚。

　　您停止提問，靜靜地看著我。

　　過了一會兒，我又聽到了您的聲音:“你的每一項回答，大家都可以見證。看來你是一個最不應該受到誹謗的人，卻受到了最多的誹謗。造成這種顛倒一定有一個特殊原因，例如，剛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國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們都沒有招來那么長時間的誹謗。”

　　您說:“聽口氣，你自己好像已經有答案了。”

　　我說:“我自己也曾經百思不解，后來，一番回憶使我找到了鑰匙。”

　　“什么回憶？”您問。

　　我說:“回憶起了我還沒有辭職的二十多年前。那時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來多得多。我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文科教授、最年輕的高校校長、最年輕的廳級官員，而且還執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職稱評選。我當時的行事風格，更是雷厲風行、敢作敢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僅沒有受到絲毫誹謗，而且也沒有聽到過一句非議。連后來誹謗我最起勁的那幾個人，當時也全部對我甜言蜜語、贊頌不止。”

　　“我已經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說，“你遭到長期誹謗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較徹底地離開了一種體制。”

　　我說:“體制是一種力學結構，就像一個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卻也互相牽制，獲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個人悄悄地打開城門出去了，城門在他身后關閉，而他騎在馬背上的種種行為又經常出現在城里人的視線之內。他的自由，他的獨立，他的醒目，無意之中都變成了對城內生態的嘲謔。結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為射箭的目標。由于城門已關，射箭者沒有后顧之憂。”

　　“這樣的城堡，可能不止一個吧？”您問。

　　“當然。”我說，“城堡的本性是對峙，如果只是一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現在，有的城堡因為有國力支撐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則因為有國外背景而相當熱鬧。我呢，只能吟誦魯迅的詩了: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但是我比魯迅更徹底，連戟也沒有。”

　　您點了點頭，似乎不想再問，卻還是輕聲問了出來:“堡外生活既孤獨又艱險，你能不能，從哪個邊門重返一個安全的城堡？”

　　我說:“我知道您說的是哪一個城堡。官方體制對文化創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產生過不少排場很大的官方文化，這當然也不錯，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內。

　　這是因為，行政思維和文化思維雖有部分重疊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統一而宏大的典儀抵達有序歡愉，后者以個性而詩化的秘徑抵達終極關懷。現在，前者太強勢了，連很多自命清高的學者都在暗暗爭奪行政級別，這更使很多行政官員對文化產生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和無知。長此以往，前者極有可能吞沒后者。您看現在，國運昌隆而文事寂寥，九州富足而詩意杳杳，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斷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您又問:“那么另一個城堡呢？”

　　我說:“對那個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專權弊端，推進政治改革，但現在已經失望。隨著那些‘偽斗士’的加盟，它摻入了太多的‘偽’:偽命題、偽揭秘、偽預測、偽民意……我曾多次試著與這個城堡里的人對話，發覺他們大多自命為救贖者，用的卻是冷戰思維。以先知的腔調說著過時的話語，初聽起來還有一點刺激，再聽下去就乏味了。”

　　您說:“看來，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長輩的身份告訴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無幫。何懼孤步，何懼毀謗。”

　　我說:“對，不怕。災難是我的宿命，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其中一項就是承受誹謗。”

　　我好像等不到了

　　與余鴻文先生的對話有點累。他的那么多盤問，我知道，正是代表眾多長輩對我的審訊。對我來說，能與長輩說那么多話，累得痛快。接下來就不會這么嚴肅了，我急著想說話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歷來寡言，現在仍然微笑著等我開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樣，只聽不說。

　　徐先生，我的朋友，剛才我在安靈堂，一心只想把您從曾遠風附近移開。您告訴過我，人生如戲，角色早定，他永遠打人，您永遠挨打。

　　在這里你們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對面，我不放心。但后來一想，不移也罷。他從前打人，靠的是誣陷、告發，現在到了你們這里，他畢生功夫全廢，那您還怕他什么呢？

　　從此，您可以近距離地盯著他看。我早就發現，凡是害人的人，目光總是游移的，您盯著他看，他很快就會躲閃。您不管，仍然專注地盯著他。他會用眼睛的余光來窺探您，您還是不放過。世上再陰險毒辣的人，也受不住這種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離。但是，在這安靈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來，這就是“末日審判”。審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審判的語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過去的主題是惆悵。我曾經責怪您為什么不增添一點憤怒，現在我不責怪了，只勸您增添一點嘲諷。像曾遠風這樣一直氣焰萬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讓您來日夜看管，看管著他無聲無息、無親無友的終點，給一點嘲諷正合適。更需要嘲諷的卻是人世間，居然慫恿了他那么久，給他喝彩，給他版面，給他伸展拳腳的平臺，幾十年間沒有對他有過一絲一毫的勸阻和批評，使他無法收手，難于后退。直到他一頭扎在這里，人們才棄之如敝帚，轉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讓他們來制造新的不幸。這，還不值得嘲諷么？

　　徐扶明先生，在中國戲曲聲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老師，但在社會人生奧秘上，我要不客氣地說，小弟我可以做您的老師。今天我要問您一句:為什么曾遠風永遠打人，而您永遠挨打？

　　我看到您在搖頭，直愣愣地等待著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簡單:他打人，是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毀人，細說起來也就是從政治上、道德上、名譽上攻擊他人，這種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國卻變成了一個魔幻事業。

　　您會問:怎么會是“魔幻事業”呢？這，與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有關。很多民眾只要從攻擊者嘴里聽到別人可能有政治上、道德上、名譽上的瑕疵，就會非常興奮地輕易相信，還會立即把攻擊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隨，投入聲討。于是，在極短的時間內，事態已經變成了那個被攻擊者與廣大民眾的對決，攻擊者不再擔負任何責任。

　　因此，攻擊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從者如云。所有的“從者”又變成了他的龐大衛隊，把他遮蓋和隱蔽，使他非常安全。這幾十年我們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國人一撥又一撥地輪著受難，只有一批人奇跡般地立于不敗之地，那就是他們。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遠風的攻擊而入獄多年，其實也有一個最簡便的辦法可以脫身，那就是攻擊別人，包括攻擊他。而且，這種攻擊永遠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即使到了應該受到懲罰的時代，也可以隨時尋找到新的攻擊對象。新的攻擊一旦開始，那個魔幻程序再度重復，攻擊者又一次金袍披身，從者如云。

　　因此，您的受難，并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您自己，您不會攻擊他人。

　　我也和您一樣，從來沒有做過“以攻為守”的事情。對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壓根兒不存在向別人進攻的能力，我卻不是。

　　您知道，我是歷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總評審，在語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但是，對于“非攻”，我們兩個都不會后悔。

　　不妨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您跟著我，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罵倒了，世上多了兩個機智的攻擊者而少了兩個純粹的文化人，我們的學生和讀者又對我們的辛辣手段津津樂道、競相模仿，我們會滿意嗎？我想，我們反而會后悔。

　　其實我們并不需要勝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遠風”又要當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時，這里的民眾和傳媒不再助威吶喊。

　　僅此而已。

　　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也還需要長時間的啟蒙。

　　也許會有這一天，但對我來說，華發已生，暮霧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您顯然不滿意我把自己說老，橫了我一眼，卻沒有作聲。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