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屆戛納電影節將于5月12日拉開帷幕。在近日公布的主競賽單元影片入圍名單中，中國導演王小帥的新片《日照重慶》升格入圍，躋身角逐金棕櫚獎的行列。

　　電影是一個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

　　自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捧回金熊獎以來，中國導演在法國戛納、德國柏林、意大利威尼斯等國際電影節上多有斬獲，成為一支重要的藝術力量。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嘗試著把一個“景觀中國”展現給世界。影片大多取材于中國近現代史，在內容的表達上，凸顯東方味的民俗和文化。《紅高粱》首開先河，其中的“顛轎”、“釀酒”橋段，《菊豆》的染坊文化，《大紅燈籠高高掛》的納妾、點燈風俗，《霸王別姬》的京劇文化等等，盡管與當代生活關聯較少，卻是充滿東方味的景觀。這些作品呈現并加固了世界眼中的“典型東方”。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東西方交往的頻繁，中國由西方遠距離的審美對象逐漸轉變為近距離的交往對象，西方人希望了解更加真實的中國。進入新世紀，王小帥、賈樟柯等第六代導演，開始成為西方電影節上的“常客”。王小帥的《青紅》，賈樟柯的《站臺》和《三峽好人》等，紛紛對準了迅猛發展的當代中國的市鎮。這一時期張藝謀等也改變了作品的視角，憑紀實主義的《一個都不能少》奪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這些作品直面轉型期社會中人們的焦慮與失衡，成為世界了解現實中國的窗口。

　　最近幾年，活躍在國際電影節上的中國導演仍以第六代為主，但展示和獲獎的作品卻在悄然變化。王全安《圖雅的婚事》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是這一波變化的分水嶺。它和王小帥的《左右》等作品，都在試圖展現一個“溫暖中國”。其共同之處在于，題材基本是私人化的，人性表達代替了社會批判，溫暖情感代替了冷酷暴力。這一變化的發生，首先源于內因，即第六代導演通過國際承認確立了其藝術地位后，轉而追求被國內市場承認，于是其藝術語言和敘事視角都逐漸內向化、溫和化。而國際電影節對這些影片的接受，既體現了西方觀眾對多元中國理解的深入，客觀上也豐富了西方觀眾對中國現實的理解。

　　回顧中國電影亮相國際電影節的歷史，東西方之間圍繞藝術與現實的微妙互動值得關注。西方電影節有自己的藝術傳統和審美標準，中國藝術家無疑要符合對方的期待才能獲得承認。然而必須指出，單純的迎合，既非藝術所當為，也不是取勝的密鑰。中國藝術家應該有氣魄通過自己更多元、更豐富、更真實的藝術創作，引領外國觀眾與時俱進更新他們的“中國印象”，因為中國本身就是這樣一個發展的、豐富的存在。

　　劉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