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來，漢陽區鸚鵡街78歲的糖尿病患者劉志祥老人奔波22次，就是“討”不回280元拆遷補償費。昨日下午，老人終于在第23次奔波時拿到280元錢，記者鏡頭面前，老人留下一臉苦澀的笑。

　　昨日上午10點，劉志祥手拎一黃色小布袋，從暫住的江岸區蔡家田女兒家里步行3分鐘，走到黃孝河路蔡家田公交車站，踏上第22次討錢之旅。

　　這一次，本報記者接到老人投訴信后隨行。

　　小布袋中，有一疊手寫的記錄有他此前21次奔波經歷的“討錢日記”，一袋不含糖的餅干，一瓶自泡的茶，還有老年證。老人身體不好，有糖尿病。路上，要是餓了就趕緊吃點餅干，以免突然發病。“以前，我一般還帶根黃瓜，今天老伴忘了買。”老年證后寫有兒子和女兒的電話，怕萬一在路上出了事可及時通知家人。

　　10 時5分，開往漢陽的524路公汽駛來。老人憑老年證免費上車，在一窗戶邊的位子坐下。車上，緊鎖雙眉的老人不時也露出他樂觀豁達的一面。他說，要錯過上下班高峰，在上午10點或下午2點左右乘車，這樣容易坐上位子。“如果沒有位子，我也不站在年輕人身邊，免得別人給我讓位子，不好意思。”

　　剛到5月，車上已很悶熱。太陽從窗戶中照進來，老人的臉上滲出汗珠。

　　45分鐘后，車抵漢陽腰路堤。隨后步行10分鐘，老人來到一幢門前掛著“楊泗新民拆遷辦公點”的樓前。這里，便是老人日記里的“拆遷辦”。

　　樓內106房間，老人看到了他在日記里寫的不愿透露姓名的“A領導”。

　　A領導是個年輕人，身著白色T恤，正蹺著二郎腿坐在辦公室內一側沙發上與人談事。老人進來，他沒有起身。

　　老人激動地說：“為280元錢，我已跑了21次。”A領導平靜地聽著老人訴說，他表示，老人的事他知道，錢會給的，現在還沒到位。“錢又不是我自己的，我憑什么要卡你？”最后，他叫來一名女工作人員，商議決定讓老人等電話通知。不久，A領導改變主意，又轉告老人下午來。

　　“下午來？”老人說，這是第22次了，我不知道在這里留過多少次電話了。

　　故事從2008年3月19日展開。

　　當天，因所住區域整體拆遷，劉志祥和老伴到辦理拆遷的企業——武漢均陽拆遷有限公司辦理結算合同，因當天時間較晚，合同內容沒有核對，“有線電視遷移補償費”280元未記入合同。次日去找，不愉快的事便發生了。

　　“當時正好碰上那個結算的小姑娘。給她反映情況后，她說：‘賬結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晚了，有問題也晚了。’我說有你這樣的嗎？這是你們的錯，市政府還有信訪辦，老百姓有問題可以申訴呢。小姑娘說，那你只有打官司了。”

　　老人非常生氣：“為280元打官司有必要嗎？我坐了幾十年辦公室，沒聽見這樣說話的。”

　　之后，老人去找領導。一位年輕人聽了后，要他將有線電視收據給他，并在收據上記下了老人的電話號碼，說認這筆賬。當老人問他貴姓時，他說“你來辦事就行了”。老人心想：“這個小伙子是多大的領導呢？”

　　4月1日下午，老人又找了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輕領導，他說已轉給那位女同志(注：即和老人吵嘴的“小姑娘”)，她當天不在。

　　也就是從這第3次開始，老人開始留心記“日記”了，并稱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輕人為“A領導”。老人說：“市政府要求全心全意為百姓辦實事，我就要記下來，看看百姓辦事到底有多難。”

　　2008年6月28日：我又去找那位女同志，她說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辦成，我與她吵了一架。

　　7月18日：我碰到那位A領導，他要我去找那位經辦的，我說不找她了，她開口說不知道，不曉得。

　　8月25日：(A領導)不在辦公室，碰到另一位工作人員，要我下次來。

　　9月15日：(A領導)不在辦公室，另一位工作人員說，下次來。

　　10月23日：(A領導)不在辦公室，據一位鄧同志講，(A領導和經辦的女同志)均臨時被“借”出去了，調走了，手續未交，下次來。

　　12月30日：(A領導)不在辦公室。

　　2009年元月20日：沒碰到人。

　　3月20日：沒碰到人。

　　5月15日：我去了發現辦公室拆了，去英武房管所問了一位女同志，她說就在原來辦公室對面。

　　7月11日：碰到一位工作人員，他說你的問題還沒解決。

　　9月20日：沒碰到人。

　　10月27日：沒碰到人。

　　11月18日：終于碰到A領導，讓我找姓鄧的，他不在。

　　12月5日：鄧同志不在，就給一位姓薛的同志說，并把一張有線電視的收據交給他，他要我過兩個星期再去。

　　2010年1月10日：A領導又給我說找鄧同志，他當時不在。

　　3月3日：找到了鄧同志，他記了我的電話號碼，說兩個星期我通知你。

　　3 月19日：另一位組長接待我，我對他說，請轉告那位叫我來辦事的A領導，我暫時不來了，我為這280元跑了兩年整，從江岸區花橋二村到漢陽區拆遷辦跑了 21趟，每趟來回30公里，費時半天，共跑了21趟(每趟都有記載)，共跑了630公里，比去三峽還遠。我今年78歲跑不動了，但錢一定要拿到。雖然錢不多，但是我20天的生活費。我不知道老百姓辦點事怎么這么難。本來這些話不該給你講，請您原諒。

　　現在，我走另一條路，維權。

　　昨日下午，記者陪同老人第23次來到均陽拆遷公司。經漢陽區相關部門現場協調，拆遷公司相關負責人現場支付了老人280元補償。

　　該負責人表示，公司拆遷任務很重，人員有限。“負責這一片的人經常被抽調到另一片去，人調走了，后面的人又不了解前面的過程，中間可能銜接出了點問題，導致老人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拿到錢，老人臉上沒有多少笑意。

　　他對該負責人說，我說句你不高興的話，你們的那個“頭頭”(注：指“A領導”)對工作不太負責，我找了多少次，他愛理不理的。為280元，我跑了整整兩年，我心里確實不高興。那個“小姑娘”也是，后來她調走了。280元錢對我來說不算少，是我20天的生活費，但也不是很多，我也可以不要。我的家人不太支持我，說算了，為這點錢跑這多趟，路上摔一跤不得了。但是，我就要較這個真。為老百姓辦事，不能這樣。

　　“討錢日記”，

　　犀利的真實！

　　●林坤

　　就像劉志祥老人自己說的，78歲老人，為了280塊錢，跑了2年，共往返23趟，算下來等于每個月都去拆遷公司報到。他把討錢經歷如實記錄下來，呈現出一份珍貴的歷史文本。這份文本不僅表達了他個人“辦點事怎么這么難”的詰問，更以無可辯駁的真實性記載了百姓辦事的一個側面。

　　老人的文字十分簡單，他或許只是為了留下一份證據。但在字里行間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他的無助與無奈，不難想象他那穿梭于春夏秋冬的伶仃背影；我們甚至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平常辦理事務時所遇到的麻煩、冷臉、推諉和刁難。俗話說“與人方便，與己方便”，照顧老年人更是人之常情。面對“討錢日記”，真不知道坐在辦公室里的那些冷臉、推諉和刁難的人，是個什么感受？

　　劉志祥老人終于拿到了錢，但代價何其大？過程何其苦？“討錢日記”以其犀利的真實，比任何批評都要有力。它將成為一份民間檔案，化作民生時代不可忽略的注腳；它也會成為一面鏡子，照出各式口號及行動的真偽。而那些留在人心的“記錄 ”，還需要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用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用更多的責任心與人情味去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