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還到北京醫院請曹禺為電視連續劇《張伯苓》題寫了片名，是嗎？

　　黃殿祺：是的。我專程到北京醫院請他題字，他答應了。過了一段時間，他說寫完了讓我去取，我又專程去取，結果他一時不知道放在哪兒了，找不著了。他夫人李玉茹就批評他的助手。曹禺就說，別說他了，我就重新寫吧。這時他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們把他扶起來扶到椅子上，抬到桌子前，他拿出銅墨盒，寫了 “張伯苓，學生曹禺”7個字，這時他已經80多歲了，仍然對他的老師如此尊重。

　　記者：曹禺和三位夫人的情況您了解嗎？

　　黃殿祺：了解的不多。第一位夫人是他清華的同學叫鄭秀，她是愛曹禺的，但因種種原因后來離婚了。第二位夫人方瑞與曹禺非常恩愛，但他們在一起正趕上“文革”，吃了許多苦，不幸去世了。第三位夫人是上海京劇院的演員李玉茹，曹禺晚年一直由她陪伴直到去世。我到上海拜訪過她，她還答應過等曹禺故居紀念館開館時來天津，遺憾的是她沒等到這一天便去世了。曹禺和李玉茹結婚時，鄧穎超曾送給他們一封信和一盒糖，信上寫著：“曹禺、李玉茹：祝賀你們結婚。希望你們像這盒糖一樣甜蜜！”這封信曹禺老師給了我，我問他：“你給我，我能展出嗎？”他說：“可以啊，這說明中央領導關心我啊！”現在這封信還保存在天津戲劇博物館里。

　　記者：在您的印象中，您感覺曹禺是一個什么性格的人？

　　黃殿祺：我認為他是一個專門搞戲劇的藝術家，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但他又是一個老小孩兒。我給你講一個小故事：在北京醫院，他有一個平常用的銅制小墨盒，我問他：“能不能把這個墨盒放到天津戲劇博物館里展出？”他說好啊。然后我們就專門給他買了一套新的筆洗、筆筒、筆架等，都是龍圖案青花瓷的文房四寶，到了北京醫院來換他的銅墨盒，可他卻突然不愿意了，說：“我還沒死呢，就要換我的東西！”他夫人李玉茹說：“你上次不是說同意了嗎，人家才買這些東西來換的。”最后我說：“你這墨盒我們不拿了，但你這筆筒里還有幾支筆，我們可以拿吧？”他說：“這行！”于是我們就取走了他用過的幾支毛筆。可是我們為他買的這一套文房四寶后來就放在北京人藝的紀念館里了。而那個小銅墨盒卻不知下落……

　　記者：您覺得很遺憾？

　　黃殿祺：當然。不過現在我很欣慰，因為我們天津終于建成了曹禺故居紀念館，并且在它旁邊還修建了一座小型劇場，即3000平方米的“萬公館歌舞臺”，用來上演曹禺戲劇，估計到今年9月曹禺誕辰一百周年時就可以對外開放了。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博物館或紀念館的多少、好壞，是衡量一個社會發達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標準。我以為，曹禺故居紀念館的建成開放，對提升天津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地位有著重要的作用。

　　本報記者 張星 攝影/翻拍 劉耀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