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許多曾經的富商都淪為窮人，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海口市區內，特務流氓打手橫行，乞丐滿街頭，賭窯、妓院遍里巷，還有許多吸食大煙的人，人民在恐怖、失業和饑餓中過著苦難的日子。

　　———解放前夕的瓊島素描

　　1948年深秋的一天，背井離鄉已八年、眷戀著海口故土的“永生號”老板、海口商會第六任會長陳禮運，做完在上海的最后一筆生意后，滿懷期望舉家南歸。然而，從他踏上海口港的那一刻起，看到的卻是滿目蒼痍、千瘡百孔、流民遍地。元氣大傷的海南再也沒有給陳禮運帶來以往的財富，隨后，在風雨飄搖、政局動蕩、貨幣貶值的幾年里，他的資產迅速縮水，家道也由此中落。

　　烽火連天，硝煙彌漫。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此時的瓊島，與陳家有著類似際遇的家庭比比皆是。抗戰結束時，海南人民慶祝完抗戰勝利后又被卷進了痛苦的黑色漩渦，國民政府官員貪婪式的接收、政府官員的腐敗，經濟的混亂及崩潰，使海南島的社會經濟進入了一個空前殘破的階段。

　　特別是1949年底,隨著大批國民黨軍隊的涌入,使原本就缺糧的海南更是雪上加霜,很多地方都出現饑荒。有關記載稱，在農村，據1949年春定安縣第四區北海鄉的調查，當時國民黨捐稅重重，名目繁多，達二十種以上，按戶平均計算，每戶即負擔光銀十五元、米一點六石。由于國民黨的重重抽剝，原來稱為瓊崖米倉的定安四區，竟遭受了饑荒。在城市，官僚資本控制一切，“幣制改革”、“限價”使工商業者無法營生，市民、公教人員都在饑餓線上掙扎。瓊崖國民黨反動派為維持其垂危的統治，還制訂、實施《匪區交通經濟封鎖辦法》、《防制共匪對策》和《情報實施計劃》等等,對海府地區實行戒嚴，“夜間，從黃昏到黎明，不準商民出入和行走，違者以犯禁論罪；日間，則加緊檢查行人……”整個國民黨統治區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幣改：崩潰式的經濟

　　“由于通貨膨脹，那時在海口，許多商店都不收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而收港幣。”2010 年4月7日，住在海口的丘邦凱老人回憶說，1946年后，與國內當時許多地方一樣，海口通貨膨脹的跡象漸漸顯露。當時海口市的白米每市斤由13萬元漲至 2400萬元；花生油每市斤由12.5萬元升至4500萬元，豬肉由每百斤16萬元漲至5000萬元,上漲幅度平均在500倍以上；買賣多以港幣或叻紙(新加坡幣)的價錢作為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

　　對于通貨膨脹，當年老百姓曾這樣描述：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1937年100元可買到兩頭牛，1938年變為一頭牛，1939年可買一頭豬，1941年能買到一袋面粉，1943年能買一只雞，1945年能買一個煤球，到了1948年，只能買到幾粒大米。

　　當時在海口開了間煙廠的唐南椿老人說，法幣的信用喪失使不管是商家和普通百姓都不敢手中拿著貨幣，往往上午收到錢，下午就要急急忙忙地花出去，囤積貨物也好，換成銀元也行，誰都不想將這些“燙手山芋”留在家中。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為挽救日益惡化的軍事和經濟危機，在國統區實行幣制改革，收繳金銀外幣，發行金圓券。規定金圓券一元折合成300萬元的比率收兌法幣，如果冒險不兌的，輕者沒收財產，重者被投入獄。同時，限期強制收兌商民手中的黃金、白銀、銀元、外幣。有記載稱，海口中央銀行從當年的8 月23日開始至11月底，收兌了黃金65萬多兩，白銀一萬多市兩，還有一大批的銀元、美鈔和港幣。

　　然而不到3個月的時間，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現象再度上演，老人們回憶，當時海口的物價一天數變，上午和下午不一樣，過了一晚又不一樣，而商人們寧愿屯積貨物也不存錢，物價因此狂漲。市場物價出現突破限價，由于金圓券最高只有一百元，“即使只買個日常生活用品，也要抬上一米袋的錢。”年過八旬的唐南椿回憶說。

　　此后，國民政府公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宣布金元券貶值80%，隨后又發行5百到50萬面額的大鈔。“一夜之間，許多人一生的心血化為泡影啊，金元券就像廢紙一樣被人唾棄。”87歲的老人陳煜是陳禮運的兒子，他還記得父親在床底下存了滿滿一箱金元券，但很快就嚴重貶值，博愛路、中山路許多商家都因此破產了，那時街上常傳來呼天喊地的哀嚎，到如今他仍記憶猶新。

　　1949年5月底，海南貨幣市場出現“公營事業暨稅收機關改收銀元”后，市面交易均以銀元、銅元及外幣支付，對于金圓券一律拒絕使用，金圓券徹底成了廢紙。而此后，國民政府又故伎重演，發行銀元券，規定5億元金元券可換銀元券1元。此時，通貨膨脹已使經濟到了崩潰的地步。

　　有專家指出，國統區的經濟崩潰，表現在財政、金融、工商和農業等各個方面。由于經濟波動政治，政治影響軍事的連鎖關系，經濟危機加深了國統區的政治危機，導致了社會總危機。

　　民生：恐怖、失業和饑餓

　　“田園荒蕪胡不歸，米珠，薪貴，靠誰生？！米珠，薪貴，靠誰生？！”4月8日，家住府城的83歲的陳忠雄老人向記者提供了一份當年他的音樂老師蒙振森寫的一首歌詞。

　　“那時到處都是乞丐，流浪街頭、無家可歸的人數不勝數。”陳老說，當時許多曾經的富商都淪為窮人，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市區內，特務流氓打手橫行，乞丐滿街頭，賭窯、妓院遍里巷，還有許多吸食大煙的人，人民在恐怖、失業和饑餓中過著苦難的日子。

　　更讓老百姓憤憤不平的是，許多國民黨的官僚、軍人都在抗戰勝利后的“劫收”中發了橫財，他們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與絕大多數人食不果腹形成了鮮明對照，百姓人人裝著一肚子悶氣，民怨四起。

　　而當時在海口做生意的陳煜說，1948年后國民政府已十分腐敗，官員多貪婪無度。當時他家經常從香港運貨回海口賣，有一次他被一名官員扣住索要二千光銀，只因他說經濟緊張請求延期就被抓了起來，并從他兩個拇指處吊起來毒打，到現在他的兩個手指仍然是歪的。

　　不僅如此，當時的國民政府收刮民脂民膏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許多國民黨的官員還做投機商業，倒賣黃金、外匯和緊俏商品，這種狀況下，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陷于一片混亂。因為投機業盛行，搞生產的越來越少，各類商品越來越奇缺，商品越奇缺，物價越飛漲。這樣的惡性循環，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推動著國統區的加速崩潰。

　　臨近解放時，大批國民黨軍隊從島外涌入海南，他們占用了大量的民房、學校和古跡，學校找不到校舍，百姓找不到房屋，同時，人口的大量涌入造成當時海南糧食緊張，只能以番薯、玉米果腹。

　　抓壯丁(即抓“豬仔兵”)，是許多老人對當時國民政府最深刻的記憶。“清末的時候，海南有許多貧苦人民像豬仔一樣被賣到南洋去，沒想到國民政府時又有這樣的悲劇。”陳煜說。

　　老人們介紹，那時男青年在路上走著，冷不丁地就會冒出一排國民黨兵，用麻袋從頭罩下抬上船，就送去部隊，很多人從此變得杳無音信。如果哪一家有人失蹤，大多就能判定那是被抓去當“豬仔兵”了。一時之間，抓“豬仔兵”鬧得滿城風雨，人人自危。　　文\海南日報記者 謝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