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慧好學、才華出眾的好所長

　　曾培炎

　　(時為上海電科所整流器室技術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1962年，我和江澤民同志同一年到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工作，他是主管科研的副所長，我是技術員。那時他三十六歲，已經在長春一汽當過動力分廠廠長。我二十三歲，剛剛從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畢業。江澤民同志是我踏上社會后最早的領導之一，雖然我們之間差距很大，接觸也有限，但他的一言一行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到所里不久就聽同事們議論，新來的副所長與眾不同。江澤民同志參加革命很早，還吃過洋面包，專業技術很精通。他平時戴一副深色寬邊眼鏡，風度翩翩，見到大家總是微笑著打招呼，群眾都愿意跟他接近，同他討論問題。那時政治掛帥，天天講路線斗爭、階級斗爭。我們開會在大食堂，一說聽報告大家就犯愁，唯獨聽他的報告不一樣，不少人早早去占座位。他的報告既突出政治，又不會滿篇大道理、講些空洞的口號，而是不時穿插具體事例，十分生動活潑。講到關鍵的地方，他會插一點方言，比如四川話，說得挺像，也經常英文講幾句，有時還引用唐詩宋詞，他小時候讀過，隨口就來，把大家的精神提振一下。同志們聽著感覺很親切，不是那么枯燥。既接受教育，也是一種享受。他出國回來，除了介紹考察內容，還給大家講一些國外的見聞和社會情況，我們能聽到這些信息十分難得。在那個極左思想盛行、封閉僵化的年代，他思想活躍，與群眾坦誠相待，給研究所帶來了一股新風。

　　除了開大會、聽報告，所里各種各樣的業務會議也非常多，只要有江澤民同志參加就會顯得很有生氣、從不冷場。他主持會議，很善于引發和調動大家思考，鼓勵大家發言；又能很好很快吸取概括大家意見，做出明確結論，而且要言不煩，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這個是他的本事。

　　那四年，他在所里做了很多在業內有影響、有意義的大事，開展工作既抓全面又突出重點。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其中一項，就是制訂中小型電機標準。事非躬親不知難，后來我也搞過標準化工作，要把所有生產企業的標準統一起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電機又是機電產品的核心部件，應用面廣，品種雜亂，可以說是機械系統最通用的、產品產量最大的標準化工作，全國中小型電機的生產廠家很多，意見很不一致，難度可想而知。但產品的標準化不僅有利于保證質量、方便用戶，而且一個好的標準能為國家節約不少物質財富。當時上海電科所是全國統一行業標準的歸口單位，江澤民同志組織了行業中有關廠所的專家共同開展工作，最后形成各方認可的統一標準系列，通過了部門審定，應用到實際生產，最終對促進我國電機工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再舉一個我親身經歷的例子。1963年，一機部因產品需要，要求我們所試制高頻脈沖閘流管。可是那時已經有風聲，我工作所在的整流器研究室可能要搬遷到西安去。部里的研究任務已經下達，做與不做、怎么做，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如果做的話，必須大動干戈改造設備和廠房，但真要搬遷，又要把新設備拆掉，會造成很大浪費。就在大家舉棋不定的時候，江澤民同志做出決定，派我們一批新畢業的大學生外出“借雞生蛋”，借用南京四機部工廠現成的技術設備搞閘流管試制。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出發前他專門找我去辦公室談話，拉了把椅子讓我坐，促膝交談。他怕我們有思想顧慮，就講了任務的重要性，要求必須集中精力完成好這項工作，并明確由我帶隊。他的談話為我們這批年輕人穩定思想、搞好科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到一年時間，在工廠的協助下，我們試制出了三種樣品。次年，整流器研究室就搬遷到西安。研究所沒花國家一分錢進行設備廠房改造，圓滿完成了部里交辦的任務。我想這也體現了他善于組織協調、攻堅克難的領導才能。

　　江澤民同志是學電機出身的，他擔任技術副所長是專業對口。但所里研究的專業面很廣，除了中小型電機，還包括自動化、低壓電器、整流器、船用電機電器、電工合金研究等很多方面，想把這么多領域的科研部門組織好，光懂一個專業知識面是遠遠不夠的。江澤民同志在這個崗位上工作起來卻很得心應手。同事們一致公認，他非常善于學習，而且學得很快，稱得上活學活用。這是他的特點，我想在所里其他老同事口中也能聽到這樣的評論。

　　說到這，我再舉兩個例子。一是當時我們整流器研究室曾研制過“汞弧整流器”，主要用在電力機車、軋鋼等重要方面，卻一度產品質量不穩定。江澤民同志對此很重視，多次自己下到車間，同技術人員和老師傅一起商量辦法改進。他雖然不是學這個專業的，但很快就熟悉了，而且能抓到質量問題的要害，同事們心服口服。二是1964年秋天，所里電焊機室承擔電子束焊接研究課題，當時國際上也只有少數國家開展這項前沿技術研究。我參加了課題組，記得江澤民同志有一次來到現場，對電子束焊接的原理很感興趣，就同我們討論電子槍是什么、電子束是怎么形成、如何實現焊接、用在什么地方，等等。江澤民同志對新生事物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遇到問題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而且很善于切中要害。所里同志都有一個同感，向他匯報工作必須有充分準備，即使這樣有的還被問得張口結舌、下不來臺。那天江澤民同志就問得很深，有的連我們學這個專業的人也很難回答。當時問到電子槍是我回答，我搞這個專業，卻還是被問倒了。

　　今天回過頭來看，正是江澤民同志敏慧好學、不恥下問的精神和強于記憶、觸類旁通的特長，使他的知識日漸豐富全面，為日后治國理政、把握全局創造了條件。

　　江澤民同志在業務上很強，在人格上也極具魅力。當時所里有一件不脛而走的“新聞”，就是他仗義執言，堅持給所謂“白專典型”的一名技術人員加工資。那年是全國普調一級工資，這位技術員業務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時在工作上也比較堅持自己的觀點。他所在的室就把他當作“白專典型”，決定不給加工資。在江澤民同志的堅持和關心下，最終得以解決，還是加上了工資。在唯成分論的年代里，江澤民同志能如此尊重知識、愛惜人才、仗義執言，確實難能可貴。

　　江澤民同志對自己要求很嚴，待人則親切熱忱。當年在所里是這樣，后來也一直是這樣。1966年，江澤民同志調去武漢熱工所任所長，我隨整流器室整室搬遷到西安。在那之后因為兩次活動，我有機會和江澤民同志近距離一起工作。1970年一機部在上海召開可控硅應用大會，抽調江澤民同志和我及另兩人一起籌備會議，前后忙了一兩個月；1971年在北京舉辦一機部技術革新成果展覽，部里又調派江澤民同志和我到京籌備，當時他負責綜合館，是重頭，我負責可控硅館。當時江澤民同志已經是部屬研究所的大所長，我只是西安廠整流器室一個組長。我們一起住集體宿舍、擠公交車、到食堂排隊買飯，搶著去鍋爐房打開水，就是起草文件、寫總結報告也總是和大家分擔一部分。我們都是離家長期出差在外，他卻經常關心別人，問有何具體困難。同江澤民同志在一起，一點看不出他是一個領導干部，沒有一點架子，總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溫暖。

　　我印象特別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從西安坐火車到北京籌備展覽，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澤民同志和另一位同志來接我。時間已經是晚上六點多，江澤民同志二話不說，拉上我們兩個就進了火車站對面的新僑飯店，自己掏腰包請我們吃了一頓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飯局宴會，上這樣的大飯店我是開眼界了。記得這頓飯花了十塊錢。看得出，這頓飯他早有準備。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那時候物質條件很艱苦，十塊錢可以解決三口之家一個月的水電、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錢上飯店總要掂量掂量的。江澤民同志自己平時很節儉，對同志卻總是很慷慨。江澤民同志年齡比我大了整整一圈，這兩次的交往，我確實能感受到一種兄長式的關心。還有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間江澤民同志也受到了沖擊，他這位所長“靠邊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處之泰然。這就是江澤民同志的品格，不論在什么樣的境遇下，都能熱情關懷身邊的同志，都能保持樂觀向上、不畏艱難的生活態度。

　　江澤民同志很念舊情，后來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過自己的老師和帶過自己的領導，懷念一起工作過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澤民同志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他想看望教過自己的老師顧毓王秀教授。顧老知道江澤民同志訪問日程緊張，要來看他。江澤民同志堅持不讓，百忙中抽出時間從華盛頓趕到費城顧老家里。江澤民同志與交大的老師沈尚賢教授也多年保持聯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兩天前剛剛去世。江澤民同志很是遺憾，執意去看望慰問了家屬。這些還僅僅是我所知道的。離開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后，江澤民同志仍然關心所里的發展，經常與老同事們通電話，一有機會就親自會見，或者請到自己家里做客。后來我們也曾一起在電子部共事，知道江澤民同志與電子部、機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聯系，時常聽取他們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難則盡可能給予照顧。

　　回首往事，在所里的時候同事們就普遍認為，江澤民同志政治上很強、思想上敏銳、業務上全面。年輕同志從心底里尊重他、敬佩他，把他當作學習的楷模，大家都感覺到他能干大事，對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之后經過“文革”的磨礪和改革開放的歷練，江澤民同志走上了中央領導崗位。我是1984年從駐美使館調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國務院工作，因此有機會和江澤民同志接觸，深切感到他年輕時形成的性格特點和工作作風，在后來更廣的天地里、更大的舞臺上，有了更好的發揮和彰顯。江澤民同志的高尚品格、人格魅力、領導藝術和卓越才能令世人折服，無愧為當代中國杰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