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沒有工資收入

　　我從1970年服兵役開始計算工齡，1976年退役后，在北京一家工廠當工人。1977年開始文學創作，1981年調到北京市文聯參與創辦一家期刊并擔任編輯。其間，我有過兩個想法。一個是1985年，我認為創辦一本只刊登我一個人作品的《童話大王》月刊能有銷路；另一個是1986年，我認為創辦一本名叫《大灰狼畫報》的刊物能得到小讀者的逆向思維認同從而占有市場。可是，在向期刊的領導建言后均遭否決。于是，我就在山西省和江西省分別創辦了這兩個期刊，每家期刊的發行數量都已逾億冊。

　　1992年，中國工藝品進出口總公司希望使用我的無形資產中國本土原創“皮皮魯”“魯西西”等作為商業品牌開拓衍生兒童用品市場。受此啟發，我先向我的領導匯報了我的作品里的人物可以進行產業化開發的思路，但得到的又是否定的答復，我便和中國工藝品進出口總公司簽署了協議，授權該公司自1992年起至2002年可以使用皮皮魯品牌開發衍生產品10年。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文聯黨組馬書記找我談話，希望我能為文聯作些貢獻，肥水不要都流了外人田。當時我供職的這家期刊每年需要文聯撥款十余萬元，我表示可以讓這家期刊以后不再伸手要一分錢，每年還向文聯上交20萬�？墒剂衔醇暗氖�，編輯部領導聞訊后立刻宣布辭退我，理由是我在外邊擁有皮皮魯品牌公司。當時公司已經成立4年，領導同志還作為嘉賓參加過該公司在北京音樂臺開辦的“皮皮魯熱線”節目。在我“不為單位作貢獻”時，領導和我相安無事。此時卻提出辭退我，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那時，文化單位在進行體制改革，實行全員聘任制，單位領導有權解聘下屬。實行這樣的政策，是為了破除大鍋飯，其初衷是好的。但是解聘也能成為領導“秒殺”未必不稱職下屬的殺手锏。

　　馬書記沒想到出現這樣的局面，派出兩位副書記陳先生張女士調解。我還記得一個周末在位于和平門的陳副書記家接受調解的場面，他倆向我轉述編輯部領導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可以繼續聘鄭淵潔，條件是鄭淵潔不能來上班，工資照發。我拒絕了這個條件，之后編輯部停發我數年工資。

　　在距離我的工齡滿30年的前一個月(當時有個內部規定，工齡滿30年可以提前辦理退休)，我辦理了辭職手續，將檔案拿到街道，擁有了《北京市城鎮失業人員求職證》，成為一個沒有一分錢退休金和醫療保障、完全靠稿費生存的專業作家。

　　這時，我的唯一收入就是作品的版稅。因此，拖家帶口的我進入瘋狂寫作狀態，圖書銷量逐年遞增，版稅收入也同步增長。我曾經當過5年北京作協的合同制專業作家，在北京作協領過5年工資。期間，寫不寫東西每個月都有工資收入，反倒是我文學創作的最低谷，幾乎沒有像樣的作品問世。從我的經歷不難看出，由國家給駐會專業作家發工資，不利于文學事業的發展。有人說作協在中國的存在有一萬個理由，但我認為作協需要改革，即作協經費來源應該改革。

　　全國地市以上單位甚至縣大多都有作家協會。作家協會的經費來源主要靠財政撥款，全國縣以上單位大約有三千多個，每年用于所有作家協會的經費無疑不是小數。作協的錢做什么？首先是維持作協的日常開支：工作人員的工資、車輛使用、辦公經費等等。然后是舉辦作家筆會、采風、出國考察、文學評獎、給駐會作家發工資等等。按照《著作權法》的規定，創作者領取工資創作的作品屬于職務創作，其著作權歸發工資方擁有�，F在的駐會作家，每個月都領取工資，可作品出版后，版稅完全歸作家所有，納稅人如何享有回報？似乎沒有。

　　再者，凡是花納稅人錢的單位，都要接受人大的監督和審計部門的審計。我好像沒見到作協的領導出現在各地人大會議上接受代表質詢，也沒見過作協每年曬賬。是不是因為作協很重要，可以享有不必接受監督的特權？如今，和作協一樣重要的演出團體和報刊都已在改革大潮中先后“斷糧”，自收自支。為什么單單作協可以“例外”？其實，作協完全可以像劇團和報刊那樣改制，靠給作家當文學經紀人、維護版權、建立文學基金會等方法自收自支。花自己掙的錢，作協工作人員會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也能花得理直氣壯。我接觸過各地作協不少工作人員，都非常有能力，如果他們像我當年那樣被斷糧，肯定能靠智慧為作協自收自支獲取辦公經費，中國的文學事業或許正可以大展宏圖。

　　十年沒有一分錢工資期間，兩件事我感到有意義，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成為所有中國作家里向地震災區捐款最多的人，我捐了38萬元。2008年12月5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我頒發了“中華慈善楷模獎”。2010年4月，我向青海玉樹地震災區捐款100萬元，用于災后重建小學新的校園。

　　作家沒有工資，可以完全靠版稅生活；作協沒有財政撥款，自籌辦公經費，中國的文學事業豈不是也能大展宏圖，更加繁榮？

　　鄭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