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由徐志摩、梁實秋一干人創辦的《新月》雜志二卷十號上，刊出胡適的一篇文章。文章不長，是針對一位作者兩篇先后文章而發的:

　　……一位教育革命的鼓吹家在民國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雜志》上說:中國秦以前，完全為一封建時代。自黃帝歷堯舜禹湯以至周武王，為封建之完成期。自周平王東遷，歷春秋戰國以至秦始皇，為封建之破壞期。統一之中國，即于此封建制度之成毀過程中完全產出。(原注:封建之形式早已破壞，而封建之勢力至今猶存。)

　　但是隔了兩個月，這位教育家把他說的話全忘記了，便又在四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雜志》上說:

　　“中國在秦以前，為統一的專制一尊的封建國家成長之時代……到秦始皇時……統一的專制一尊的封建國家才完全確立(原注:列爵封土的制度，到這時候，當然改變了許多。然國家仍可稱為‘封建的’者，因‘封建的’三字并非單指列爵封土之制而言。凡一國由中央劃分行政區域，設為種種制度，位置許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面負責維持地方次序，另一方面吸收地方一部分經濟的利益，以維持中央之存在。平民于此，無說話之余地。凡此等等，都可以代表‘封建的’三字之一部分的精神)。”

　　引用這兩篇文章的兩個段落，是想說明和證明什么呢？胡適在引文后面作了一些議論，并對某種現象做了批評:“兩個月前，封建制度到秦始皇時破壞了；兩個月之后，封建國家又在秦始皇時才完全確立！然而《教育雜志》的編者與讀者都毫不感覺矛盾。這位作者本人也毫不感覺矛盾。他把中央集權制度叫做封建國家，《教育雜志》的編者與讀者也毫不覺得奇怪荒謬。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名詞本來只是口頭筆下的玩意兒，愛變什么戲法就變什么戲法，本來大可不必認真，所以作者可以信口開河，讀者也由他信口開河。”

　　胡適引用文章時，并沒有指出作者，可在作者本人讀去，當然一目了然。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便是歷史學名家周谷城。周谷城在讀到胡適的指責文章后，立刻做出反應。他隨即寫下一封說明并加以反駁的函件，交給了原先刊登自己文章的《教育雜志》:“編輯先生:胡適近曾攻擊我在《教志》上所說的幾句話。然而實際上只是他自己攻擊自己。因為他近來用成見去看別人的文章，自己大意的制出錯誤，卻堆在別人身上，而加以攻擊，不料恰恰攻擊了自己。”

　　為什么這么說呢？周谷城指出:“他號為哲學家，但他對于形式與實質兩名詞的區別，卻全然不重視。前次論憲法，將形式與實質混為一談，經方岳君駁得體無完膚。”

　　從行文看，周谷城的態度是很不客氣的。文中提到“論憲法”，是指前不久胡適因為寫《人權與約法》而與國民黨人之間發生的一場論辯。論辯中，胡適寫了《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對孫中山的“建國大綱”里的一些內容表示置疑，引發了廣泛的爭論。所謂將胡適“駁得體無完膚”，指的正是論辯中的一篇文章。那么，牽及于此，對于眼下周谷城的寫作，又有什么關聯呢:“這回他在《教志》上看見我的話，又把我所說的封建的形式與封建的實質混為一談，把封建制度與封建國家兩名詞硬當作一事……其實我在二號說的是制度，不是國家；是形式，不是實質。在四號里說的是國家，不是制度；是實質，不是形式。”

　　以周谷城后來的學術成績講，他還可稱“邏輯學者”。從這節行文看去，邏輯推理方面，他的思路頗為清楚。接下來，周谷城對他認為的實質和形式的關系進行了闡說:“我以為封建的形式到秦時雖已破壞；而封建的實質，從秦到今日還仍舊存在。”這樣說去，胡適的批評就有了問題:“他(胡適)自己也把注解抄下了，但他卻不注意這一個區別，硬把封建制度與封建國家兩名詞視為一物，因而說我矛盾……”“老實說，我至今還看不出我的矛盾在哪里。”

　　順筆下去，周谷城對胡適所用的一個名詞，也給予了一番調侃:“至于他自己制造‘中央集權制度’一名詞，硬說我把中央集權制度叫做封建國家，任意的罵我立言奇怪、荒謬、變戲法、信口開河，那不值一辯，只好付之一笑而已。”

　　這一番連諷帶刺的話寫畢后，周谷城將胡適的文章剪了下來，加附一起交到了《教育雜志》。編輯見到這兩篇文字有針鋒相對的意思，便將它們一并發排了出來。刊發時，編輯似乎有義務甚或責任加以說明，所以加了一節附言:“我們覺得這問題很簡單，不過是兩個名詞的爭辯，胡適君似乎犯不著這樣的盛氣。”這話說得有些輕描淡寫，對胡適的態度也有些不屑。接下來，對胡、周兩人的文字做了一點概括，同時也摻進了自己的看法:“周君的答復已經很明了，用不著再辭費，去占這有限的篇幅。總之，周君以為‘封建制度’是‘封建制度’，‘封建國家’就是‘封建的社會’的意思。‘封建制度’是君主施行分土頒爵的一種政治制度。‘封建的社會’是說這社會仍舊保有封建時代的遺蛻，所以它不一定同時存在著封建制度。它們的不同，不僅在于形式與實質之分，而且概念的外延也不一致。”

　　胡適、周谷城的兩篇文字及編者的附言，很快在22卷3號《教育雜志》發表出來。胡適見到后，頗有些惱怒。他隨即在7月29日晚上，以函的方式，寫出一文，寄給該雜志的編輯:“……我不能不說幾句話……我自信當時不曾動什么意氣。不料先生卻說:‘這問題很簡單，不過是兩個名詞之爭，胡適君似乎犯不著這樣的盛氣。’我要告訴先生，這個問題并不是很簡單的。”

　　怎么個“不簡單”，在胡適看去，這不是小事:“一班渾人專愛用幾個名詞來變把戲，來欺騙世人，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要指出他們的荒謬。”大約是受到周谷城文章和編者附言的雙重批評，胡適運筆時失去了往日溫文的風度，不僅用詞激烈，連“一班渾人”都罵了出來。所針對者，似乎不限于周谷城及編者二人。

　　接下來指責周谷城:“周君壓根兒就不懂得什么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國家。他把‘中央集權制度’認作封建國家，便是根本錯誤。請問:‘由中央劃分行政區域，設為種種制度，位置許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面負責維持地方次序，另一方面吸收地方一部分經濟的利益，以維持中央之存在’。這是不是‘中央集權制度’？這種國家叫做‘封建國家’見于何書？出于哪一位學者之手筆？我想請先生或周君明白指出，開我茅塞。”行文至此，不僅周谷城，連編者也一并牽及質問起來。

　　再接下來，胡適也表明了自己對此問題的認識:“‘封建的形式’誠然是至秦始皇時才完全毀壞，但‘封建的實質’在秦始皇以前早已崩壞了。七國時代的社會早已失掉封建社會的性質了。政權早已歸于各個國家，土地已是人民私產，人民除了奴婢之外已是自由人。國家實質早已崩壞了，故漢以后雖有‘列爵封土’的形式，結果只是諸侯衣租食稅而已，終不能恢復古代的封建社會了。”

　　此文雖然是以信函形式寫出，可最后卻沒有應有的客套語，只署“胡適”二字，落下年、月、日了之。

　　胡適的信寄到《教育雜志》后，8月3日，周谷城寫出一信，對胡適指責的問題，異常簡要地做了回答。在引了胡適“周君壓根兒就不懂得什么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國家……”一節文字后，周谷城辯駁說:“我讀完這段，覺得先生不對。先生為《新月》作文章，引我的話，曾把完全的文句引出。這次對《教育雜志》的編者寫信，則把自己所曾引用的完全文句割開。先生在《新月》上引我的話，引到:……中央之存在，底下卻還有……凡此等等都可以代表‘封建的’三字之一部分的精神。這次寫信，卻把這幾十個字完全割去。這我固不忍說是先生前后矛盾，但我卻不能不說先生是有意割裂他人文義，以完成自己的說話。現在且補出這幾十個字，以當答復。”

　　雖然論爭時態度顯得激烈，可周谷城在信的結尾，仍以“先生通人，全國景仰。‘茅塞’云云，太客氣了。余不暇及，此草，即祝暑祺。”這樣的客套話墊底。雖然“通人”、“全國景仰”云云，聽起來并不多么誠懇。

　　通過胡、周兩位的論爭過程，我們可以有幾點生發。首先，胡適對于一類包含豐富意味名詞的運用，一直保持著他的特別敏感，所以能在幾個月后，發現周谷城前后兩篇文章詞語運用的不周詳、嚴密處，并寫文加以辨正。其次，在周谷城，面對胡適這樣全國赫赫有名的學者教授，并不顯得畏怯。在回應時，依然站在學理的立場上，盡量說明自己的旨意，并對胡適在邏輯運用上不夠嚴密之處，一并指出；在態度上，不卑不亢，似比胡適的行文運辭來得還要講究一些。在討論問題時，首先應當將其框囿在學理的范圍，以求得真知為指歸；論爭各方擺事實，說道理，不以“權威”、“著名”為當然正確。這些應有之意，在胡適與周谷城這次論爭中，表現得比較得當。所以筆者以為可以介紹出來，作為我們今天稀有的學術論爭一個參照。

　　楊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