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規范與八十年代學術思想氛圍

　　-靳大成

　　看了王彬彬先生批汪暉的文章，也看了媒體和網絡上跟進的貼子，特別是采訪中王彬彬先生回敬錢理群先生的那句話，不禁令人感概：昨天的歷史剛剛發生，還沒過去，就已經被人視而不見，遺忘得差不多了；更何況缺少歷史感并不知對歷史應抱同情之理解態度的人，只憑幾頁文字就以為可以進入歷史，把握史實，以今度之，妄議過去的歷史是非。因搬家數次，我手邊恰恰沒有《反抗絕望》這本書，就對這部著作的整體評價而言，我同意錢理群先生和張夢陽先生的判斷和結論，也還能想起當時汪暉提出這本書中的基本觀點后引起的討論。二十多年來，我個人也是與汪暉爭論最多最激烈的人之一，這里對當時的學術思想史環境與理論研究變化的思想動機作點描述，似乎還有必要。

　　常常會有年輕學人問我，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什么樣的思想學術氛圍，對此我感到真是一言難盡。可以簡單地說，在經歷了新時期前幾年緩慢地過渡后，八十年代是一個新的思想觀點迭出、人們精神高昂高歌猛進的時代。那時三代人同時登上(前兩代是復出)學術舞臺，人們有點像是一群長期困居在土地狹小人口密集地方的過剩勞動力，突然有機會闖入一個新的綠洲，于是拓荒者們奮力開拓出了一大片處女地。那被壓抑多年的創造力突然迸發出來，大家往往不管自己知識準備夠不夠，能力行不行，都一古腦兒的要開辟新道路，提出新理論，創建新體系。特別是年輕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則鳴鼓而攻之，對西方現代文化思潮則伸出雙臂而擁抱之。今天的人往往很高明地指出那時的人們是多么幼稚、浮躁，卻忽略了時代對人的要求和歷史對人提出的任務是多么急迫。老、中、青三代人同時迸發出的創造力，提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理論命題。他們各自的學術訓練，知識準備、思想資源都不同，很多想法也并不成熟，做法也經常不夠規范，但是若以同情之理解的態度來看，會發現那個時代對于新知的渴求，急于擺脫舊知識體系的束縛，簡直令人饑不擇食，慌不擇路。往前究竟該怎么走姑且勿論，但決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下去了。“新知”不僅具有知識更新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它要滿足人們擺脫舊意識形態的束縛、創造“新”文化的歷史需要，要對當下的歷史過程給出全新的解釋，要給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選擇道路，要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業做理論準備。

　　我記得劉再復曾說過，現在不是導師帶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帶導師。這話怎么理解？要是從學識修養、文章做法、理論功底來講，當然是導師帶學生；但若是從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破除原有的舊觀念，大膽、積極地引進西方現代學術知識，不斷提出新說來看，的確是那幾批研究生比導師們更為積極地、激進地推動這個發展勢頭。當然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禍，甚至出了不少洋相。當時七七、七八、七九屆大學生和頭幾屆研究生們，雖然連文章都不太會寫，按照今天的中學語文教師的標準來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滿紙飛，連如何規范地引用資料、做注釋都不會。即便如此，他們仍然率先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引領著當時的學術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簡單地以“浮躁”、“游談無根”來判斷當時的歷史正誤，以事后諸葛亮的高明對過去人們所犯的“簡單的”錯誤大唱勝利凱歌，就會忽略其中隱含的歷史的復雜性，無法理解當時人們的深層社會心理與歷史活動的動機。這里略舉幾例吧。我記得陳平當時討論中國史與西方史的長文，意在解釋中國為什么封建制度延續如此長的問題，在光明日報上整整一版連一個注都沒加。再舉一個例子說明當年年輕學人的沖勁兒。1983、1984年，由于當時學術界鼓吹“三論”的文章越來越多，已成熱潮。我的一位學兄(八三級碩士生)也寫了大量用系統論、控制論術語拼裝出來的文章。當年我曾經在一個石油化工企業工作過七年多，整天接觸的就是儀表、電器和自動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來后，我不像別的搞文學的師、友們說的“看不懂”，而是覺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對于系統論、控制論術語運用得不準確的地方。我感到他說的不是“文學”，而可以是任何什么東西。像這樣一種以簡單化了的“三論”生生搬來解說文學，的確令人感到有簡單粗暴地炮制文學理論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讓人感到當時急于突破傳統文學理論束縛、開辟新道路的焦慮心情。這些表現，大概都屬于“成長的煩惱”之必經階段罷，由此可見，當時的我們，可真夠生猛的啊！后來我這位學兄在另一個方向的研究上下了功夫，別樹一幟。如果我足夠認真的話，我會把他后來的這些研究著作找來研究批判，而不會只對他年輕時的習作窮追猛打，抓著不放。

　　這里我只能蜻蜓點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響巨大的一些論述：像金觀濤、劉青峰兩先生提出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說，李澤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論與《批判哲學的批判》，劉再復先生的性格二重組合論與文學主體性，劉小楓先生的《拯救與逍遙》對中國思想史的批判，響絕一時，不僅是當時人們共同討論的話題，有些說法和命題已經被知識界所共享。而1986年那匹“文學黑馬”在批判李澤厚與“新”儒家時，那篇著名的論文之不規范，思想混亂，理解錯誤，知識誤用，在在皆是。客觀地講，他這篇文章還算不錯的，他畢竟還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張，試圖清算李澤厚-新儒學的“負面影響”。那時在各種沙龍、小圈子里和研討會上，你聽吧，各種發言，討論，甚至洋洋萬言的文章，既有真知灼見，思想火花，嚴肅的探索，也到處能聽到大膽妄言，無根無據地亂說，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濫成災的真正的文風不正，一句話，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實，今日又如何呢？)。我們這些初登學術舞臺的年輕人，也不能免俗。用錢中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把聳人聽聞誤當成振聾發聵，要是真來重新檢索那時的文論，并以今日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恐怕有相當多的文章得槍斃吧。文論如此，當時我們的很多翻譯更是如此。了解了這一點，就會理解，為什么八九年之后，學界中人立刻開始了“反思”學術思想史的討論。至少，我和汪暉、陳燕谷、許明、陳曉明、蔣寅、林崗、孫歌、王筱云、肖陽、吳國盛、林大中等同事和朋友們，討論最多最集中的，就是這個話題。而在當時，為了總結歷史，不僅對八十年代的精神現象與學風和文風做了相當徹底的批判，而且也對我們自己在八十年代的表現與行為，包括內心的動機，都做了嚴格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那時徹夜不眠的爭論與交鋒，批判與自我批判，決定了后來的思想與學術道路的選擇，這場面至今難忘。這個討論的初步結果，可以看《學人》第一輯上我們的一組筆談，以及《學人》前幾期眾人發表的相關文章。此后，學術史討論熱了起來，重新提倡嚴格講求學術規范也成了話題。這個討論最后也引出了鄧正來的更進一步的文章，建立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與規范問題。總之，在總結八十年代的經驗教訓時，有關學風文風問題只是討論的一個方面；而我們身處的社會條件、其形成的歷史淵源，以及如何從我們習焉不察的學術體制與知識譜系對我們造成的思想局限中走出，等等問題，在當時批判性的思考與爭論中，被長時間反復討論。而重新梳理學術思想史就是我們共同做出的嚴肅選擇。

　　我對汪暉的許多文章有不同看法，包括他提出的“歷史的同一性”，他有關章太炎的“個人”概念缺乏深度的觀點，以及后來的許多觀點，都有一些不同意見和批評。對他文章的“晦澀”，也經常和他爭論。他的文章中也有引注不夠嚴格和規范的現象，但這在當時也確是常態，與王彬彬先生所說的“抄襲”和“偷意”不是一回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貌似主持正義，但我有點想笑，它讓我想起了曾經很熟悉的文革中大字報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無限上綱。看到他將汪暉的《反抗絕望》說成什么“第一桶金”，我更是立刻笑了出來———還有什么比這句話更能暴露出一個人是如何看待嚴肅的學術活動與名和利的關系？看來八十年代遺留的風氣仍得繼續清理。汪暉當然也得繼續學習如何寫作，如何引注，如何做學問。但我倒是覺得，王彬彬先生如果有興趣，可以把汪暉成熟后的著作找來讀讀(這些書在書店里很好找)，回應一下汪暉近十年來提出的那么多重要問題，而用不著對一個求學過程中的年輕人的習作大費周章地上輔導課。在今天這個時代，面對這么多緊迫而重要的問題，汪暉提出了不少很有見識并經過深入思考的理論觀點，其態度更明確，思考更深刻，這些都值得認真的讀者來嚴肅對待。媒體的新聞效果雖然能暫時吸引人們的眼球，滿足時下讀者們無聊的好奇心，也能讓某些人自覺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論問題就是理論問題，歷史解釋就是歷史解釋，仍然沒辦法輕易繞過去，真想批駁汪暉的理論觀點，首先我們得讀書，得學習。

　　魯迅怎樣應對“剽竊”指責

　　-肖鷹

　　賈寶玉認為，女兒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濁臭。但是，他又認為女人是會變壞的，而她們變壞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濁氣。寶玉如是說：“奇怪，奇怪！怎么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按照賈寶玉的沾染學，一個數十年以魯迅研究為職業的學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魯迅的氣息的。然而，近來學界鬧清華教授汪暉《反抗絕望》“抄襲”一事，魯迅研究界幾位學者的表現，卻讓人難以捕捉到魯迅的氣息。

　　據悉，這部以汪暉教授20年前的博士論文為藍本成書的《反抗絕望》，在多位魯迅研究的權威專家的推舉之下，已經被確立為20世紀魯迅研究的經典著作，是攻讀中國現代文學的學子們的必讀之書。因此，面對王彬彬教授等學者對《反抗絕望》的抄襲指證，魯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經推舉此書的權威專家)，理應在認真比對所涉文獻的前提下，甄別抄襲是非。然而，自王彬彬指證文章見諸報端二十余天來，我們沒有看到關于任何一位魯迅研究專家對抄襲指證做具體甄別的報道，相反，持續充斥媒體的仍然只是這幾位魯迅研究專家所謂“抄襲之說不成立”的抽象言論。

　　在最新公開言論中，在始終未針對抄襲指證做任何甄別的情況下，有專家堅持“抄襲之說不成立”的最終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絕望》是抄襲之作，那整部書就沒有價值了。”(揚子晚報，2010-04-04)無疑，每位學者都有權利為自己認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辯護；但是，既然“魯迅研究專家”在一定意義上是魯迅精神的傳播人，這幾位魯迅研究專家在行使個人權利為《反抗絕望》作辯護時，就有義務傳達魯迅抵抗虛假、追求真實的精神。魯迅決不肯“以流言為根據”，“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魯迅《華蓋集續編·不是信》)魯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著假面”的學者，一定“將它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惡心’，卻是真面目”。魯迅說：“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魯迅《華蓋集續編·我還不能“帶住”》)

　　魯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當年的北大教授、論敵陳源(西瀅)兩度撰文惡意攻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整大本的剽竊”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面對這樣的惡意攻擊，魯迅的回應是坦誠認真地將真實公之于眾。魯迅在《不是信》這篇長雜文中回應說：“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魯迅《華蓋集續編·不是信》)

　　魯迅把學術剽竊視作與“男盜女娼”一樣是“人間大可恥事”。蒙受論敵這樣惡意的污蔑，在他的心靈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創傷的，直到十年后(1936)，當鹽著和魯著先后被翻譯成中文或日文，“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的時候，他才感到自己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著這樣大侮辱的魯迅，卻于傷痛中及時站出來認真負責地澄清事實，不僅據實聲明自己著作的學術貢獻，而且也坦然說明了自己所受的學術影響，對事實毫無隱瞞。正因為魯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滅的真價值，作為論敵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適，才會在魯迅去世之后，針對蘇雪林等人對魯迅的無理攻訐，仗義直言：“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書信集·中冊》)魯迅在回應抄襲指控時的坦誠負責，是我們面對學術爭執時的楷則。他不僅為后世留下了經得住歷史檢驗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個偉大思想家的精神氣節——真價值。

　　魯迅的偉大，是離不開直面真實的。魯迅的一生，是講真話的一生，對人對己都毫無隱瞞欺騙。做魯迅的學生，就是要敢于講真話。在今天這個可以講真話的年代，維護汪暉教授的魯迅研究專家們卻不去正視一本學術著作的“抄襲”指責。為了保住一本書的“價值”，而輕易背棄魯迅追求“真價值”的精神，這是當代魯迅專家應當表現于公眾的“價值理想”嗎？

　　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作有一幅題為《形象的背叛》(1929)的油畫。畫中僅有一只用超級寫實主義手法描繪的煙斗。這只煙斗逼真之至，實可以假亂真。然而，畫家在畫上題了一行字：“這不是一只煙斗。”馬格利特說的是事實，雖然極度逼真，畫上只有一個煙斗的畫像，沒有一只煙斗。

　　當代魯迅的研究據說是以“還原魯迅”為目標，對于魯迅其人的細節真實，專家們大概都掌握得巨細無遺了，繪出一幅“魯迅寫真”，當也是超級真實了。然而，在這次“抄襲門”中，幾位魯迅專家集中表現出的對真實的刻意回避，表明魯迅的精神在他們描繪的這個高度真實的形象上不再流傳了。因此證明他們的魯迅研究，不是沾染學，而是圖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