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陳寅恪

　　胡適與陳寅恪，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兩座巍峨山峰。他們之間建立聯系，從陳寅恪一面，經歷了一個從反到正的過程。但一旦從精神上形成溝通，兩人便在學術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結下了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誼，演繹了現代文化史上一段學術往還砥礪的佳話。

　　王國維，胡適與陳寅恪建立聯系的精神紐帶

　　陳寅恪生于1890年7月3日，比胡適大一歲多。1902年春陳寅恪隨長兄陳衡恪赴日，1904年夏天返回，隨之冬天考中赴日官費留學，1905年冬因患腳氣病回國，在家調養一年多，于1907年插班考中復旦公學。胡適在家鄉一直呆到1904年2月才由三哥帶到上海。先入梅溪學堂，第二年春入澄衷學堂。一年半后入中國公學。雖然兩人幾乎同時到上海讀書，但由于學校不同，家境不同，更由于年齡尚小，不見有絲毫聯系。1909年陳寅恪從復旦畢業，在親友的資助下，赴德國留學。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歐洲一片混亂，陳寅恪不得不回國。先是擔任蔡鍔秘書，后去湖南擔任省長公署交涉科長，不久又去江西省教育司擔任留德考試閱卷官，三年后，申請到赴歐官費留學資格，于1918年再度赴歐美。先是在哈佛學習三年，接著再赴德國，在柏林大學學習梵文和多種東方文字。胡適于1910年夏天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官費生，直到1917年7月10日才回國。雖然此時兩顆學術之星已經冉冉升起，但由于時空錯位，他們在學術的天空中并沒有相聚。1924年初，清華學校在各方要求下，順應時代大潮，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于是歷史的風云將兩人吹到了一起。

　　時任清華校長的曹云祥準備請胡適出任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院長，沒想到胡適堅辭，同時建議曹云祥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云祥同意了，這才引出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和陳寅恪。陳寅恪是接受時任研究院辦公室主任的吳宓邀請回來的，正是在吳宓那兒他首次形成了對胡適其人其文的印象，并在隨后的留學生涯中經歷了印象從反到正的轉變。在哈佛時，他和吳宓訂交，而吳宓正是胡適提倡白話文學的反對者。吳宓在1919年12月14日《日記》中這樣說:“……今之盛倡白話文學者，其流毒之大，而其實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見，即知其謬鄙，無待喋喋辭辟，而中國舉世風靡。哀哉，吾民之無學也！”這給陳寅恪很大影響，1920年2月12日，“……陳君寅恪來，談中國白話文學及全國教育會等事。倒行逆施，貽毒召亂，益用驚心。嗚呼，安一生常住病院，洞天福地，不聞世事，不亦幸哉。”但當1921年離開美國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深造，他又聽到了對胡與吳截然不同的評價。陳到柏林不到兩年的時間，傅斯年、毛子水、趙元任、楊步偉等人也先后來到這里學習。傅與毛都是胡適的得意門生和忠實信徒；而趙是胡適早年留學美國的同學，情同手足，楊又是趙的妻子。以上四人都是胡適新文學主張的大力支持者，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有力推動者與開拓者。傅斯年1934年8月5日與俞大彩結婚，俞是陳寅恪表妹，又是表弟兼妹婿俞大維的妹妹。陳寅恪在和這些好友的了解接觸過程中，對胡適思想與學術的認識開始客觀全面立體起來。

　　陳寅恪回國后，每逢星期六的上午，不分寒暑都進城到東郊民巷找一位叫鋼和泰的外籍教師，學習梵文。而胡適也與這位鋼先生有著深厚的友誼。相同交往的人拉近了兩人的距離。

　　王國維是胡適巧設妙計拉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曹云祥接受胡適建議后，拿著聘書去請王國維，王國維不同意。曹云祥回來請胡適想辦法。胡適說好辦，他通過溥儀給王國維下了道“圣旨”，因此時王國維正在給溥儀當老師，王國維只好來了清華。陳寅恪在法國留學時，通過王國維介紹認識了著名東方學家伯希和。王國維還把陳寅恪當作自己學術事業的傳承人。當王國維決定投湖自殺時，其遺書上明白寫著:“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因此，陳寅恪不僅對王國維學術上崇敬，更對他充滿了感激。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辦學方針是胡適確定的，王國維先生是胡適設計請來的，再加此時胡適又開始大力提倡運用西方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通過這一切兩人實現了學術精神上的溝通。陳寅恪第一次正面評價胡適正是對胡這一切的肯定。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投湖自殺后，陳寅恪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寫下了《王觀堂挽詞》，文中說:“魯連黃鶴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前一句高度稱贊胡適推薦推出王國維出任清華國學院導師的功績，正是胡適的推薦，才使中華學術許多方面的“絕業”得以在清華研究院通過王國維得到傳播得到承續。

　　力薦對方，胡適與陳寅恪惺惺相惜的結晶

　　抗戰時期兩人雖身分兩國，但彼此從未淡釋對對方的牽掛。

　　胡適力薦陳寅恪出任牛津中國學教授。1938年，牛津大學“中國”教授Monle退休后，由誰來擔任，牛津大學想從中國的學者中挑選一位，陳寅恪作為候選，牛津大學是十分樂意的，但對他能不能在那兒安居表示懷疑。抗戰爆發后，胡適被國民政府委派前往美國進行抗戰宣傳，1938年7月13日，胡適前往瑞士參加世界史學大會，19日到達巴黎，24日到達倫敦，得知牛津選聘中國學教授消息后，先是于1938年7月29日寫了一封信推薦陳寅恪為牛津大學教授:“陳寅恪教授〔原文是“Professor　Yingchiuh　Chen　(陳寅恪)”〕年約47，江西義寧人，出身書香門第，其祖父在戊戌變法時任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乃著名的舊體詩人，兄長之一陳衡恪是一位甚具天賦的畫家。他不但是古文的大師，而且也懂梵文，我想他的梵文是在哈佛大學學習的。如果我沒有記錯，他也懂得藏文。他曾在佛教研究方面和已故的鋼和泰(Baron　A.von　Stael　Holstein)合作。在我這一輩人當中，他是最有學問、最科學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已經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專論，包括他對中國佛教、道教、唐代文學、唐皇室的種族源流等方面的歷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大多刊載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和清華大學學報。他惟一的英文著作是他關于韓愈及其時代的小說(這里指的是《論韓愈與唐代小說》)的研究，該文刊載于早期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Th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7年，他獲由中國基金頒發的歷史學科學研究獎。在任職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教授的同時，他已擔當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組主任達10年之久，該所是中央研究院的10個研究所之一。”又于9月2日，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明了牛津的懷疑和對此事的關切:“劍橋大學(由于劍橋是從牛津分出，兩者那時在一些外人那兒往往不分，故胡適此時用的是劍橋)的中國教授席，寅恪最有望。但劍橋的朋友有兩點懷疑:1.寅恪能在此留五年以上嗎？2.此間書本不充足，他能安居嗎？我到劍橋去看了一次，藏書確不多，圖書館雖新造，但遠不如美國圖書館便利舒服。劍橋的人都對寅恪期望甚殷。若寅恪能帶一些應用書來，安心住五年，可在歐洲立一‘中國學重鎮’。此二點乞兄與寅恪切實一商……”后來牛津確定聘請陳寅恪為教授，遺憾的是陳由于抗戰時期路途艱難以及身體等原因一直沒能成行。

　　陳寅恪力推胡適出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由誰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一問題成了當時學界甚至政界的熱門話題。陳寅恪一直主張由胡適來擔任，在剛剛開始議論這個問題時，他專門跑到重慶，并說此行來就是為了專門投胡適一票。當有人說要投翁文灝、朱家驊和王世杰時，他不以為然地說，我們總不能單選這幾個“蔣先生的秘書”吧。當聽說蔣介石專門寫了個條子發了個指示，要把顧孟余選上后，在正式選舉前一晚翁文灝、任叔永宴請大家的酒席上，剛一談到此事，他即站出來慷慨陳辭:這是在選舉中央研究院院長，它是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我們一定要堅持學術自由的立場，同時院長也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有影響，否則還要我們來投票干什么。讓蔣介石下條子選顧孟余，本是王世杰等人的運作，因王世杰等人早知學界要選胡適。在許多人眼里，駐美大使是美差，許多人眼紅覬覦，此時主掌行政院的孔祥熙因這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關系早想把胡適換回，此刻就在造謠要換胡適。王世杰等人生怕行政院以此為由頭把胡適換掉，故而通過陳布雷運動蔣介石下條子令選顧孟余，以期保住胡適。沒想到條子一下，相反更激起這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反彈，更堅定了他們要自主選舉以及非要選胡適的意志。結果胡適入選，顧落選。

　　1948年12月初，北平解放前夕，陳寅恪與胡適同機離開北平。他曾對鄧廣銘先生說:“前許多天，陳雪屏曾專機來接我。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坐的是國民黨的飛機，我決不跟他走！現在跟胡適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但到了南京后陳寅恪并沒再跟胡適走，而是去了廣州。而胡適去了美國，后又回了臺灣。兩人從此隔海相望。

　　(本文摘自《縱橫》2010年第三期，作者李傳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