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認為，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濁臭。但是，他又認為女人是會變壞的，而她們變壞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濁氣。寶玉如是說：“奇怪，奇怪！怎么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按照賈寶玉的沾染學，一個數(shù)十年以魯迅研究為職業(yè)的學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魯迅的氣息的。然而，近來學界鬧清華教授汪暉《反抗絕望》抄襲一案，魯迅研究界幾位學者的表現(xiàn)，卻讓人難以捕捉到魯迅的氣息。

　　據(jù)悉，這部以汪暉教授20年前的博士論文為藍本成書的《反抗絕望》，在多位魯迅研究的權(quán)威專家的推舉之下，已經(jīng)被確立為20世紀魯迅研究的經(jīng)典著作，納入了攻讀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學子們的必讀書目。因此，面對王彬彬教授等學者對《反抗絕望》的抄襲指證，魯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經(jīng)推舉此書的權(quán)威專家)，理應在認真比對涉案文獻的前提下，甄別抄襲是非。然而，自這個抄襲案見諸報端20余天來，我們沒有看到關于任何一位魯迅專家對抄襲指證做具體甄別的報道，相反，持續(xù)充斥媒體的仍然只是以錢理群為代表的幾位魯迅專家所謂“抄襲之說不成立”的抽象言論。

　　在其最新公開言論中，在始終未針對抄襲指證做任何甄別的情況下，錢理群堅持“抄襲之說不成立”的最終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絕望》是抄襲之作，那整部書就沒有價值了。”(揚子晚報，2010-04-04)這個理由的荒謬性，相信錢先生在正常狀態(tài)下，也是明白的。但是，錢先生是過分珍愛汪暉教授這本書了。錢先生與《反抗絕望》的淵源，汪暉教授說得很明白：“答辯之后，錢理群先生代表‘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向我約稿，他們那時正準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一套學術叢書。錢先生年長我二十歲，從1983年經(jīng)王得后先生介紹相識之后，他一直支持我在魯迅研究中的探索。我將書稿交給了錢先生——說 來真是一份榮幸，這位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這部書稿的第一個編輯，我還清晰地記得他在書稿上留下的那些編輯痕跡。”(《反抗絕望·三聯(lián)版跋》2008)

　　無疑，每位學者都有權(quán)利為自己認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辯護；但是，既然“魯迅研究專家”在一定意義上是魯迅精神的傳播人，這幾位魯迅專家在行使個人權(quán)利為《反抗絕望》作辯護時，就有義務傳達魯迅抵抗虛假、追求真實的精神。魯迅決不肯“以流言為根據(jù)”，“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魯迅《華蓋集續(xù)編·不是信》)魯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著假面”的學者，一定“將它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惡心’，卻是真面目”。魯迅說：“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魯迅《華蓋集續(xù)編·我還不能“帶住”》)

　　魯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當年的北大教授、論敵陳源(西瀅)兩度撰文惡意攻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整大本的剽竊”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面對這樣的惡意攻擊，魯迅的回應是坦誠認真地將真實公之于眾。魯迅在《不是信》這篇長雜文中回應說：“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jù)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jù)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jù)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魯迅《華蓋集續(xù)編·不是信》)

　　魯迅把學術剽竊視作與“男盜女娼”一樣是“人間大可恥事”。蒙受論敵這樣惡意的污蔑，在他的心靈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創(chuàng)傷的，直到十年后(1936)，當鹽著和魯著先后被翻譯成中文或日文，“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的時候，他才感到自己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xiàn)在總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著這樣大污辱的魯迅，卻于傷痛中及時站出來認真負責地澄清事實，不僅據(jù)實聲明自己著作的學術貢獻，而且也坦然說明了自己所受的學術影響，對事實毫無隱瞞。正因為魯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滅的真價值，作為論敵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適，才會在魯迅去世之后，針對蘇雪林等人對魯迅的無理攻訐，仗義直言：“現(xiàn)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jù)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書信集·中冊》) 魯迅在回應抄襲指控時的坦誠負責，是我們面對學術爭執(zhí)時的楷則。他不僅為后世留下了經(jīng)得住歷史檢驗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個偉大思想家的精神氣節(jié)――真價值。

　　王彬彬教授等學者對汪暉教授抄襲的指證是具體確鑿的，不是針對《反抗絕望》整本書，而是針對書中十數(shù)例既無注釋又無上下文說明的逐字逐句整段的抄襲。無論對抄襲持什么樣的價值立場，是將抄襲視作“學術不規(guī)范”、還是“學術不端”，倘不是蓄意護住《反抗絕望》的“假面目”，就應當承認該書中的“逐字逐句整段抄襲”是“抄襲”。如果真如辯護者所堅持的，《反抗絕望》一書具有不可低估的“真價值”，那么辯護者為什么不將這些抄襲的假面目撕下來，以展示該書的“真價值”呢？魯迅孤身一人敢于公開回應抄襲污蔑，幾位維護汪暉教授的魯迅專家為什么不能正視確鑿的抄襲指證呢？這幾位魯迅專家，雖然維護汪暉教授的用心是真的，但表現(xiàn)給公眾的卻顯然是不愿《反抗絕望》的“假面目”被揭開的做法，是“串戲敷衍”。

　　魯迅的偉大，是離不開直面真實的。魯迅的一生，是講真話的一生，對人對己都毫無隱瞞欺騙。做魯迅的學生，就是要敢于講真話。胡風和馮雪峰，作為魯迅的兩位忠實學生，在過去不能講真話的年代，為了講真話，甚至不怕丟官坐牢。然而，在今天這個可以講真話的年代，維護汪暉教授的魯迅專家們卻不敢正視一本學術著作的抄襲事實。這是因為魯迅追求的“真價值”不再具有價值了，還是因為這幾位魯迅專家認為在今天的中國保住一個假面目就是“真價值”？為了保住一本書的“價值”，而輕易背棄魯迅追求“真價值”的精神，這是當代魯迅專家應當表現(xiàn)于公眾的“價值理想”嗎？

　　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作有一幅題為《形象的背叛》(1929)的油畫。畫中僅有一只用超級寫實主義手法描繪的煙斗。這只煙斗逼真之至，實可以假亂真。然而，畫家在畫上題了一行字：“這不是一只煙斗。”馬格利特說的是事實，雖然極度逼真，畫上只有一個煙斗的畫像，沒有一只煙斗。

　　當代魯迅的研究據(jù)說是以“還原魯迅”為目標，對于魯迅其人的細節(jié)真實，專家們大概都掌握得巨細無遺了，繪出一幅“魯迅寫真”，當也是超級真實了。然而，在這次汪暉抄襲事件中，幾位魯迅專家集中向我們表現(xiàn)了對真實的刻意回避，表明魯迅的精神在他們描繪的這個高度真實的形象上不再流傳了。因此證明他們的魯迅研究，不是沾染學，而是圖像學。對于這個沒有精神的圖像魯迅，我們當然有理由拒絕。

　　――這不是魯迅。(肖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