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認為，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所以清爽；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濁臭。但是，他又認為女人是會變壞的，而她們變壞的根源，就是沾染了男人的濁氣。寶玉如是說：“奇怪，奇怪！怎么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按照賈寶玉的沾染學，一個數十年以魯迅研究為職業的學者，是必定要沾染上魯迅的氣息的。然而，近來學界鬧清華教授汪暉《反抗絕望》抄襲一案，魯迅研究界幾位學者的表現，卻讓人難以捕捉到魯迅的氣息。

　　據悉，這部以汪暉教授20年前的博士論文為藍本成書的《反抗絕望》，在多位魯迅研究的權威專家的推舉之下，已經被確立為20世紀魯迅研究的經典著作，納入了攻讀中國現代文學的學子們的必讀書目。因此，面對王彬彬教授等學者對《反抗絕望》的抄襲指證，魯迅研究界(尤其是那些曾經推舉此書的權威專家)，理應在認真比對涉案文獻的前提下，甄別抄襲是非。然而，自這個抄襲案見諸報端20余天來，我們沒有看到關于任何一位魯迅專家對抄襲指證做具體甄別的報道，相反，持續充斥媒體的仍然只是以錢理群為代表的幾位魯迅專家所謂“抄襲之說不成立”的抽象言論。

　　在其最新公開言論中，在始終未針對抄襲指證做任何甄別的情況下，錢理群堅持“抄襲之說不成立”的最終理由就是“如果《反抗絕望》是抄襲之作，那整部書就沒有價值了。”(揚子晚報，2010-04-04)這個理由的荒謬性，相信錢先生在正常狀態下，也是明白的。但是，錢先生是過分珍愛汪暉教授這本書了。錢先生與《反抗絕望》的淵源，汪暉教授說得很明白：“答辯之后，錢理群先生代表‘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向我約稿，他們那時正準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一套學術叢書。錢先生年長我二十歲，從1983年經王得后先生介紹相識之后，他一直支持我在魯迅研究中的探索。我將書稿交給了錢先生——說 來真是一份榮幸，這位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這部書稿的第一個編輯，我還清晰地記得他在書稿上留下的那些編輯痕跡。”(《反抗絕望·三聯版跋》2008)

　　無疑，每位學者都有權利為自己認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辯護；但是，既然“魯迅研究專家”在一定意義上是魯迅精神的傳播人，這幾位魯迅專家在行使個人權利為《反抗絕望》作辯護時，就有義務傳達魯迅抵抗虛假、追求真實的精神。魯迅決不肯“以流言為根據”，“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魯迅《華蓋集續編·不是信》)魯迅一生，最痛恨的是“戴著假面”的學者，一定“將它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惡心’，卻是真面目”。魯迅說：“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魯迅《華蓋集續編·我還不能“帶住”》)

　　魯迅研究界都知道，1926年，當年的北大教授、論敵陳源(西瀅)兩度撰文惡意攻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整大本的剽竊”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面對這樣的惡意攻擊，魯迅的回應是坦誠認真地將真實公之于眾。魯迅在《不是信》這篇長雜文中回應說：“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魯迅《華蓋集續編·不是信》)

　　魯迅把學術剽竊視作與“男盜女娼”一樣是“人間大可恥事”。蒙受論敵這樣惡意的污蔑，在他的心靈中是留下了很深的創傷的，直到十年后(1936)，當鹽著和魯著先后被翻譯成中文或日文，“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的時候，他才感到自己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缷下了”。然而，承受著這樣大污辱的魯迅，卻于傷痛中及時站出來認真負責地澄清事實，不僅據實聲明自己著作的學術貢獻，而且也坦然說明了自己所受的學術影響，對事實毫無隱瞞。正因為魯迅的光明磊落及其著作不可磨滅的真價值，作為論敵之一、而又不失公允之心的胡適，才會在魯迅去世之后，針對蘇雪林等人對魯迅的無理攻訐，仗義直言：“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書信集·中冊》) 魯迅在回應抄襲指控時的坦誠負責，是我們面對學術爭執時的楷則。他不僅為后世留下了經得住歷史檢驗的真面目，而且留下了一個偉大思想家的精神氣節――真價值。

　　王彬彬教授等學者對汪暉教授抄襲的指證是具體確鑿的，不是針對《反抗絕望》整本書，而是針對書中十數例既無注釋又無上下文說明的逐字逐句整段的抄襲。無論對抄襲持什么樣的價值立場，是將抄襲視作“學術不規范”、還是“學術不端”，倘不是蓄意護住《反抗絕望》的“假面目”，就應當承認該書中的“逐字逐句整段抄襲”是“抄襲”。如果真如辯護者所堅持的，《反抗絕望》一書具有不可低估的“真價值”，那么辯護者為什么不將這些抄襲的假面目撕下來，以展示該書的“真價值”呢？魯迅孤身一人敢于公開回應抄襲污蔑，幾位維護汪暉教授的魯迅專家為什么不能正視確鑿的抄襲指證呢？這幾位魯迅專家，雖然維護汪暉教授的用心是真的，但表現給公眾的卻顯然是不愿《反抗絕望》的“假面目”被揭開的做法，是“串戲敷衍”。

　　魯迅的偉大，是離不開直面真實的。魯迅的一生，是講真話的一生，對人對己都毫無隱瞞欺騙。做魯迅的學生，就是要敢于講真話。胡風和馮雪峰，作為魯迅的兩位忠實學生，在過去不能講真話的年代，為了講真話，甚至不怕丟官坐牢。然而，在今天這個可以講真話的年代，維護汪暉教授的魯迅專家們卻不敢正視一本學術著作的抄襲事實。這是因為魯迅追求的“真價值”不再具有價值了，還是因為這幾位魯迅專家認為在今天的中國保住一個假面目就是“真價值”？為了保住一本書的“價值”，而輕易背棄魯迅追求“真價值”的精神，這是當代魯迅專家應當表現于公眾的“價值理想”嗎？

　　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作有一幅題為《形象的背叛》(1929)的油畫。畫中僅有一只用超級寫實主義手法描繪的煙斗。這只煙斗逼真之至，實可以假亂真。然而，畫家在畫上題了一行字：“這不是一只煙斗。”馬格利特說的是事實，雖然極度逼真，畫上只有一個煙斗的畫像，沒有一只煙斗。

　　當代魯迅的研究據說是以“還原魯迅”為目標，對于魯迅其人的細節真實，專家們大概都掌握得巨細無遺了，繪出一幅“魯迅寫真”，當也是超級真實了。然而，在這次汪暉抄襲事件中，幾位魯迅專家集中向我們表現了對真實的刻意回避，表明魯迅的精神在他們描繪的這個高度真實的形象上不再流傳了。因此證明他們的魯迅研究，不是沾染學，而是圖像學。對于這個沒有精神的圖像魯迅，我們當然有理由拒絕。

　　――這不是魯迅。(肖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