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追遠語紛紛

　　清明時節，是中國人掃墓祭祖的傳統日子，中國文化講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以紀念故去的親人前輩，現又擴至紀念一切有功于祖國和民族的先烈和英模人物。既然遠逝的歷史，還有回憶的價值，那么我就借清明之機，談談父親———胡耀邦同志給我印象深刻的二、三事。古人說“清明時節雨紛紛”，現作一文，也可說是“追思追遠語紛紛”。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

　　父親總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兩年半時間，作為一段最美好的時光回憶。那是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建設新中國的起步階段，整個中國一片紅火，人民群眾揚眉吐氣。作為紅四方面軍的老革命根據地和朱德總司令的故鄉，川北人民更是歡呼雀躍投入生產建設事業之中。怎么治國？這個道理十分簡單，人民為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要換來一個越來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嗎？父親也堅信富民為始這個道理，如果背離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們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很明確的：“藏富于民，讓人民富起來。”一直以來，他既不認可蘇聯和東歐那種加重群眾負擔的高積累模式，也不贊成高度競爭追求高額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希望中國走出一條以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來推動農、輕、重生產為序的社會主義新模式。記得1982年5月19日，父親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對消費問題的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并產生積極影響。

　　父親主張在新形勢下，既要刺激消費，又要引導消費，這是改革開放面臨的一個新課題，他不主張城鄉居民的收入過分集中在儲蓄方面，不同意過分地強調積累。他請大家研究一個問題，“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勞動者創造的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積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費基金。……個人儲蓄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應當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這種作用？”他說了自己的意見：要研究一下，這兩方面的比例關系怎樣處理比較適當。如果處理不當，也不利于我們發展生產。

　　我們當然要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但是過分地采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這于促進生產的發展是否合適？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

　　父親提倡消費，同時也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他反對不合乎生產力水平和豪華奢侈的高消費，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對生產領域中的浪費。對浪費資源、盲目投資、不計成本、沒有效益、不惜民力、長官意志的經濟增長模式，他有著一種天然的惡感，并把它歸之于體制問題。碰到一些反反復復、勞民傷財的胡子工程，他總愛說一句話：“張書記挖，李書記埋，王書記上臺又重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大力拉動內需的今天，對消費和浪費認真做一區分界定尤其重要。

　　父親也接受了中國古代文化“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他希望真正的共產黨員能為人民的事業立德、立功、立言。他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時時刻刻為人民著想，使人民盡快富裕起來。只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決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么國家？”

　　1983年12月22日，父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提到管子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后來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句話改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對此，他做了認真比較，他認為這種古典的經濟思想是對的，需要我們很好地借鑒發揮。

　　他說，蘇聯為什么幾十年富不起來？就是蘇聯領導腦子里沒有老百姓，光搞鋼鐵，擴充軍備，爭霸世界。他認為，要想辦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勞動的雙手富裕起來，國家就強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風浪，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