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批評清華教授、著名學者汪暉的《反抗絕望》一書存在嚴重抄襲現象的署名論文，見諸報端一周來，導致的不是學界對抄襲是非進行嚴肅甄別，而是在媒體報道稱“多名專家稱抄襲說難成立”的背景下，“說汪暉抄襲，王彬彬遭挺汪派圍剿”的局面。(《現代快報(南京)》2010年3月28日)這一近年來并不鮮見的現象，再次重演，令人在為中國學界深感悲哀的同時，難以沉默。

　　一、錢理群等三位學者為汪暉的辯護，缺少學者應有的嚴謹和責任

　　王彬彬對汪暉的抄襲指證是否成立，甄別是非的關鍵是將王文與汪著作比對，逐條核對所指抄襲是否確鑿。第一個公開表示“抄襲之說不成立”的學者是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先生，然而他發表這個意見的前提卻是“他剛剛聽聞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讀完，而且手頭沒有《反抗絕望》一書可以查閱，所以只能根據他此前對該書及汪暉本人的了解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京華時報》2010年3月25日)緊接在錢理群之后公開表態的兩位魯迅研究學者，在重復“抄襲之說不成立”的意見時同樣沒有對王彬彬指證的抄襲情況作具體甄別。

　　雖然沒有做具體甄別，錢理群等三位學者卻給出了“抄襲之說不成立”的三點理由：第一，汪著是作者在讀博士生時的著作，寫作時間離現在已過20年，當時缺少嚴格的學術規范要求；第二，王文指出的汪著抄襲問題，只是不合學術規范的技術問題，不是有意抄襲的學風問題；第三，汪著的核心觀點應該是汪暉獨立思考的結果，其對魯迅研究的貢獻不能否定。基于這三個理由，錢理群向媒體表示 “此事最好是到此為止，因為各方已經表達了他們的看法”。(《錢江晚報》2010年3月26日)

　　錢理群等三位學者為汪著所做的“抄襲之說不成立”的辯護，是根本站不著腳的。首先，《反抗絕望》一書，來自于汪暉20年前的博士論文不假，但是，此書先后在臺灣久大(1990)、上海人民(1991)、河北人民(2000)和北京三聯(2008)發行四版。按照出版規則，新版屬于新書。王彬彬批評針對的是2000年河北版汪著――汪著最后修訂版(2008三聯版未修訂)，按作者《新版序》，此版是“修訂再版”，實際上作者也作了刪節和文字修訂，作者理應為書中內容全部負責。同時，以“80年代缺少學術規范”和“博士生不成熟”作辯護，也是不尊重史實和不負責任的說辭。其次，用“技術問題”化解“抄襲責任”，是回避了王文的具體指證。王文共計具體指證汪著抄襲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據筆者的核對和參考汪著上下文，有兩例是明顯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頁，涉及李澤厚著作；汪著72頁，涉及勒文森著作)，有兩例可以寬容地歸結為“技術問題”(汪著68頁、69頁，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確鑿的抄襲(逐字逐句的抄襲)，而且抄襲意識明顯可見(或者沒有任何注釋，或者注釋明顯是誤導讀者的)。最后，抄襲和學術成就，是兩個概念，兩者不可互相代替。不能用“有成就”證明“無抄襲”；但是，如果抄襲現象嚴重，關系到主要立論和觀念，“成就”就要打折，甚至瓦解。嚴肅講，錢理群三人為汪暉做的辯護，不僅站不住腳，而且還令人遺憾地看到三位學人缺少作為學者應有的嚴謹和責任。

　　二、個案分析：汪著抄襲學者李龍牧《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

　　在王文中，有一節專門分析汪著第61-62頁中的一自然段“以攪拌、組裝、拼湊等多種方式”抄自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將王文摘錄的汪著與林著相關段落比對，兩者主要內容令人感到似是而非；參照兩著相關段落，讀王文的分析，更覺王說攪混、牽強。筆者在“豆瓣網”讀到網友“vivo的日記”一帖(2010-03-27)，其稱汪著此文抄襲自李龍牧1958年發表于《新聞戰線》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經查對原發期刊李文和汪著，情況確實如“vivo的日記”所言。下面全文錄出汪著該段文字：

　　《新青年》開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凱極力鞏固其賣國統治，準備扮演帝制丑劇的時候。辛亥革命在人們心里點燃的短暫的虛妄的希望已經幻滅了，建立了四年的“中華民國”不僅沒有真正走上富強之道，連“民國”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個結論是辛亥革命并沒有在中國建立起民主政治，還需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爭取實現名副其實的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性結論直接引導了“五四”知識者對思想文化的重視。袁世凱稱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從思想體系上為帝制作張本；《新青年》在袁世凱稱帝時發表的文章中也便開始具體地反對儒家的“三綱”和“忠、孝、節”等奴隸道德。①1916年秋，�；庶h康有為上書黎元洪、段其瑞，主張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新青年》便陸續發表了許多文章，從反對康有為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道德的批判。②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復古逆流確與帝制復辟的陰謀有關，而更重要的是當時進步的思想界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即認為要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便必須有一個思想革命，或者如當時所說的“國民性”改造，從而斷言“倫理之覺悟為最后之覺悟”③——從“中體西用”到“托古改制”，從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傳統”的各個層面至此被想象為一種具有必然聯系的整體而遭到徹底的否定，其標志便是普遍皇權與社會文化傳統的內在關聯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 的生活態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體觀的思維模式所代替。④(第61-62頁)

　　比對李文和汪著，我們可以發現：第一，汪著這個自然段全文約6百字，前約六分之五來自對李文第二、四自然段的抄襲，抄襲基本是逐字逐句，但有幾處跳躍；第二，該自然段后六分之一，即“從‘中體西用’”開始，汪著對李文第四自然段結尾進行了改寫，并且很快轉入對王彬彬指出的林毓生著作相關段落結尾部分文句的揉和式使用。第三，在汪著這個自然段中，加了四個注(王文引用此段時略去了)。這個四個注，前兩個是完整照抄李文原注，后兩個是汪著作者加上的。加第3注，是因為汪著作者在抄襲的李文語句中加上了一句自己引用的陳獨秀的原話，注釋內容是陳著書名；汪著第4注內容如是：“魯迅對‘中庸’的批判可參見邱存平《關于魯迅對中庸思想的批判》一文，見《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10期�！�

　　從上分析，可見汪著這個自然段有三個特點：第一，抄襲嚴重；第二，抄襲手法混用；第三，作者是熟悉注釋規則的。對于錢理群等用“技術問題”來否定王文指證的抄襲，我們有必要提請他們注意：汪著這個自然段與邱文，相同點只有“中庸”、“折中”、“公允”三詞；相反，這個自然段，主要文字直接抄自李文，結尾文字和意思又基本屬于林著，為什么汪著作者不注李文和林著，反而注邱文呢？

　　王文長達萬余言，但僅具體指證了汪著第一編，即三分之一篇幅(全書共三編)的抄襲問題。盡管如前文所言，王文的指證能確鑿落實“抄襲”的，只是六處；但這六處中有四處是大段落抄襲。因此僅就汪著這三分之一而言，恐怕抄襲情況也不可謂之不嚴重。這樣的抄襲情況，無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還是在今天；也無論是對于專家學者，還是對于博士學生，恐怕都難以用“不夠學術規范”或“不成熟”來開脫之罷？

　　三、勿以混攪歷史的辦法強拉古人為今日抄襲之輩背黑鍋、作保護

　　嚴肅認真地揭露和甄別抄襲是非，消極地講，是懲戒學術不端行為；積極地講是鼓勵和保護學術創新。實際上，對抄襲的揭露和甄別，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活動。學術抄襲不僅侵犯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而且也向讀者、甚至學術界屏蔽了真實的學術源流。抄襲的屏蔽作用，在那些一度被推崇為杰作、甚至經典的“抄襲之作”的流傳中，影響更大。甄別抄襲，就是一個正本清源的工作。

　　然而，令人驚異的是，這次揭露抄襲似乎非但未給中國學界帶來積極的幫助，反而激發了某些學者把今天學者的抄襲帳賴在古人身上的勇氣。比如，揚州大學教授姚文放在向媒體為校友汪暉的抄襲辯護時，公然使用了“古人也曾把名著據為己有”的奇論，并且說：“現代以來許多知名學人也有類似情況，例如魯迅評價陶淵明并不是渾身靜穆 ，既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閑適的一面，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長存’這樣金剛怒目的一面。此話最早是朱熹說的，但魯迅當時也沒有說明引用何處——這在當時，是完全許可的。”(《揚州晚報》2010年3月29日)。魯迅真是把朱熹的妙語“據為己有”，而“不說明”嗎？我們看看這兩位先師究竟如何說的：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論文下(詩)》)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兮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贊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魯迅全集·“題未定”草(六)》)

　　朱熹講陶淵明“豪放得來不覺耳”，稱其《詠荊軻》是“露出本相者”；魯迅講陶淵明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兩面，用的例是《讀山海經》。朱熹講陶是豪放與平淡的統一，魯迅講陶是飄逸與怒目的對立。魯迅如何“剽竊”了朱熹呢？精衛填海等于荊軻刺秦？姚文放教授是真不知原委，還是蓄意攪混歷史以便拉起在九泉下長眠了數十載的魯迅來給當代抄襲之輩背黑鍋呢？這樣的學識和態度，如何面對魯迅？如何面對講臺下的子弟？

　　有識之士都承認，學術剽竊已成中國學術的大害。中國學術欲得救治，學界必須有勇氣直面抄襲。如果以無原則的庇護和無理的賴賬，中國學術未來必無生機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