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南京-上海，政權更迭的前兆

　　父親并不是一個不茍言笑的人，在白先勇心中，白崇禧確實是儒將。

　　但居住在重慶的一段日子，每次見到父親，白先勇都會看到他肅穆的表情。最初是因為白先勇的肺病，后來，戰火的溫度開始舔舐周遭的空氣，父母之間談論著“貴陽不保”“重慶危急”……困在小房子中養病的白先勇努力想象著外界的戰爭，排解著內心的壓抑。

　　但轉變似乎是突然之間的事情。收音機里傳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們在慶祝戰爭的結束，卻不知另一場戰爭的陰云已經漫卷天邊。

　　抵抗外族侵略的勝利并沒有讓這個國家安定下來，一場內部的廝殺又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白家又要動身了。抗日勝利了，但命運注定還要遷徙。不過這一次沒有那么狼狽。

　　告別愁云慘霧的重慶，白先勇一家來到南京。有雨花臺有秦淮河的南京，當然，也是國民黨的南京。

　　那里有中山陵，白先勇也去拜祭，一層一層登高，8歲的他感到一種難以說清的肅穆。他還記得，那些前去拜祭的軍人們，挺直的腰桿、腰上的配槍、手中的指揮刀和轟雷般的敬禮……這一切后來都進入了他的小說中。

　　白家在南京的生活是短暫的。很快，白先勇隨全家去到上海。

　　那是座奇特的城市，在戰爭的創痛中，它始終保持著鮮亮，可以說那里紙醉金迷也可以說活力四射。那有美國爵士樂、好萊塢電影，也有中國京劇和昆曲。

　　那時白先勇肺病未愈，被家人安排在虹橋的一座洋房中。生活回到了寂寥，每日他所能做的不外乎看看金魚，或和兩只小狗玩耍一番。“在上海郊外囚禁的三年，我并未到過真正的訪客。”白先勇在日后的文章中如此寫道。于是，他開始了閱讀，包括《三俠五義》和《金粉世家》。

　　這種寂寞中偶爾也有驚喜。1946年12月，宋美齡在南京小紅山官邸舉行圣誕派對，白先勇由母親帶領前往參加。

　　隨著國共內戰逐漸升溫，囚于上海一隅的白先勇卻終于養好了肺病。1948年左右，在國共戰爭的高潮時期，白先勇開始重返校園，考入南洋模范小學。“那么長時間一個人生活，一到學校，不適應了。”白先勇回憶。他開始發憤讀書。

　　父親白崇禧對于子女的教育一直很看重，每月仍會查看白先勇的月考成績單。“我們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用學習成績排的。念書不好，沒有家庭地位的。”白先勇大笑著說。顯然，白先勇的“家庭地位”很高。于是，他有閑暇去租書鋪，抱回張恨水和巴金，有時也有魯迅。魯迅當時對于國民黨政府的批判和諷刺，并沒有讓這位國民黨高官的兒子感到尷尬，他看不到政治，看到的大多是“阿Q的好玩”。不過，父親白崇禧要求他讀的是《四書五經》或者《前后出師表》，這些閑書白先勇每次都是偷藏在書包里帶回家。

　　那時的孩子也不會錯過他久違的繁華世界。他開始去國際飯店，看好萊塢電影，生活中終于有了些公子的樣子。也在那時，他被家人帶去看梅蘭芳演出的《游園驚夢》，那首曲子就鉆到了他的腦袋里了。從那開始，再沒散去。

　　這是上海最后一剎那的繁華，回光返照般。國民黨戰事節節敗退，上海物價飛漲，焦慮的人們提著大量貶值的現鈔從街頭換回一口飯食。曾經不夜城的景象猶如印在紙上的掛歷，瞬間被撕去，露出了慘白的墻壁。1948年9月開始，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國民黨基本接連失敗。

　　“我能感到大人的那種焦慮。”白先勇回憶著，“大人們在那議論，可能要走了，要走了。”那時候白先勇經常要打背包，熟練得很。“用油布打背包。那時候被褥不好買的，被褥最重要。”白先勇笑呵呵地說。

　　政權更迭的前兆就這樣印在了一個十歲孩子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