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節剛過，網絡就爆出了新年第一個紅人——犀利哥。這個在寧波街頭流浪數年的乞丐很快從網絡走向平面媒體，網上、網下媒體一擁而上，將“犀利哥”炒得沸沸揚揚。 　　

    網絡熱點是關注還是炒作

　　“犀利哥”最早是以圖片形式出現在網絡上的，由于他眼神犀利、姿態灑脫、臉部線條簡潔冷峻，與一般街頭乞丐風格完全不同而引起網友的關注。后來，有網友證實，這個乞丐經常在寧波街頭出沒，這個消息迅速引起了浙江省內平面媒體的關注，“犀利哥”迅速從網絡走向了報紙。

　　從傳媒職業化角度來說，平面媒體關注網絡熱點無可厚非，迅速地將網絡熱點落地，是平面媒體應有的新聞敏感和新聞技巧。“犀利哥”最早出現的平面媒體是《錢江晚報》《寧波城事》，一個以網絡互動為主講述“網事”的版面。

　　平面媒體如何關注網絡熱點，可謂是考驗媒體職業化的一道試題。它應當是對網絡熱點的核實、補充和延伸，還是單純的復制、夸大和人云亦云，這就是關注和炒作的分水嶺。

　　合理平衡受眾注意力

　　“犀利哥”畢竟是一個精神有問題、表達困難、不知家在何方的流浪漢。他應該是我們同情、幫助的對象。對于“犀利哥”的報道，媒體應給予關懷。換言之，就是要平衡受眾注意力，力爭使新聞更加客觀、真實。

　　就在一些媒體仍在熱衷于調侃犀利哥的穿衣風格時，《錢江晚報》的《寧波城事》在第二篇報道中就調轉了報道方向，試圖走進“犀利哥”的內心世界。記者通過對最了解“犀利哥”的網友的采訪，讓讀者了解了“犀利哥”犀利眼神背后其實藏著莫大的辛酸，他渴望有一個家，有一個女人來愛他。在報道里，直接用網友的心聲表達了編輯思想：“有人笑他，有人捉弄他，又有誰會去幫助他，了解他？”

　　這樣的導向很快引起了寧波市政府的重視，政府很快表態：“政府有責任關注每一個生命，應該讓每一個人感受到愛心城市的溫暖。”“犀利哥”的報道就這樣上升到了另外一個層次，不僅僅是民間人士對“犀利哥”的關注，而是上升到官方對這樣一個底層人物的關懷。而就在這篇報道中，“別再打擾‘犀利哥’”的說法已經提了出來，讓讀者有了新的關注點。

　　事態發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犀利哥”似乎并不能領會政府的關懷，當所有人將他團團圍住，他忍不住放聲大哭，最后他選擇了逃避，離開了他最常呆的地方。

　　“犀利哥”的眼淚警醒了眾多頭腦發熱的人，但這時，已有越來越多的媒體介入了“犀利哥”事件的采訪，“犀利哥”的眼淚和逃跑也成了眾多媒體報道的重點。

　　那么，我們媒體該從這件事中反思什么呢？對于“犀利哥”們來說，他們是否真的需要我們想給予的幫助？《錢江晚報》《寧波城事》版在重點報道了“犀利哥”聲淚俱下的特寫鏡頭后，特別用1/3的篇幅提問：是否能為“犀利哥”做得更好？在報道的主標題《我不快樂了，我很害怕》之下，緊跟著就是副標題：網友們請自問：怎么才是真正幫助“犀利哥”。這樣，就一下子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了如何幫助“犀利哥”的思索上來，而不是片面地表達不滿或譴責相關人員。

　　一個具有高度職業化水平的媒體，就是要有這樣的新聞操作技巧，能夠牢牢地掌控輿論的導向。用信息和導向，始終讓受眾的注意力保持在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不是為了追求轟動效應，也不是為了制造一個反映極大的場面，而是力求給受眾一個理性、真實、客觀的信息。

　　要融入情感報道

　　記者進行采訪，不能感情用事，但也不能沒有情感，特別是人物報道，如果記者不能設身處地地為當事人著想，不能融入自己的情感，這個當事人物見報的面目必定是干巴巴的，絲毫沒有吸引人之處。

　　如果記者沒有在“犀利哥”的身上投入同情、理解、幫助的感情，“犀利哥”就會淪為炒作的犧牲品，這在一些媒體中已經表現出來。但大多數記者都能本著職業道德和良知，想方設法用手中的筆給“犀利哥”爭取最需要的幫助。

　　“犀利哥”被眾人圍追堵截放聲大哭后避走他處，引起很多人唏噓感嘆。本著保護“犀利哥”的原則，《錢江晚報》本想就此打住，不再打擾“犀利哥”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但是，事件突然了重大轉折——“犀利哥”的家人來找他了。

　　從一對江西母子來認親，最后直到“犀利哥”和母親、弟弟回到老家，《錢江晚報》的記者和數家媒體記者都全程陪同。在寧波精神病院病房里，母子相認的時候，到場的媒體記者都相當克制，安靜地呆在病房外，沒有打擾骨肉團圓的溫暖時刻，這也令“犀利哥”的家人非常感激。

　　在“犀利哥”的老家，數家媒體的記者共同見證了一家人空白了10年的團聚，“犀利哥”事件的溫馨結局令在場記者都頗感欣慰。但是，“犀利哥”老家的貧寒家境，也讓記者不由得為他今后的生活和治療擔心。幾家媒體經過與“犀利哥”家人協商，決定刊登“犀利哥”弟弟的銀行賬號，發動熱心人士為“犀利哥”捐款。在《錢江晚報》刊登了捐款賬號的當晚，就有一位讀者連夜往賬號里打了1000元，并特別聲明，這錢是給“犀利哥”的兩個兒子上學用的。

　　“犀利哥”的報道到此為止，帶著記者、媒體和網友們的祝福，總算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犀利哥”事件不僅考驗了社會大眾的良知，也考驗了媒體的道德和職業化水平。

　　作者:熊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