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先生的文化人格

　　——讀吳中杰《余秋雨與上海寫作組》隨想

　　陳歆耕

　　一

　　經常見到余秋雨先生。當然那是從電視上。這是現代傳媒給我們帶來的便捷，使我們能夠從屏幕上一睹名人的風采。但現代傳媒也是一把雙刃劍，頻頻曝光給你帶來知名度的同時，也將你的毫發暴露在公眾面前，使你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公眾密切關注的對象，由此喪失個人的隱私空間。因此，韓寒說他不愿上電視，因為這樣干“壞事”容易被人認出來。這小子凈說大實話。一個人如果成為被“狗仔隊”跟蹤的對象，他的生活自由度無疑會受到嚴重約束。我特別同情那些大明星，他們是否離婚、跟誰“拍拖”、生了誰的孩子，都成為媒體和公眾的話題，實在無樂趣可言。

　　如果不是因為電視，如果我說“經常見到余秋雨先生”，就有像當年很多人說“我的朋友胡適之”，有借名人抬高自身身價之嫌了。但我跟余秋雨先生倒是打過一次間接的交道，也許他本人至今還不知道這件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后，《文學報》編前會決定約幾位文學、文化界名家撰寫觀感文章，余秋雨也是被約對象之一。責任編輯打電話給余的助手，說明意圖。沒有想到，不但遭拒絕，而且其助手說了一些很不中聽的話，編輯聽了心里十分郁悶。不是因為沒有約到余先生的大作。報紙編輯向作者約稿，有的作者因為手頭有急事、或無達到編輯要求的積累，說明原因，婉拒約稿也屬正常。余先生剛出道時，也曾在《文學報》多次發表文章并參加報社組織的活動，難道“名氣一大臉就變”？我得知這一情況，第一反應是“糟了，余先生怎么聘用了這么個助手？這樣的‘助手’就怕‘助’不了什么，而且要壞余先生的事的。”余先生多次稱他“飽受爭議的折磨”，我也很納悶，以余先生之絕頂聰明，怎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的呢？我認為，按照現代人的理念，余先生應該有一個擅長危機公關的高手，幫助他處理一些作為名人難免遇到的棘手事。聰明人也有犯“糊涂”的時候。一個聰明的裝滿知識的頭腦，也未必是一個充滿智慧的頭腦。

　　想到這件事，是因為剛剛讀了吳中杰寫的《余秋雨與上海寫作組》(刊2010年2月25日《南方周末》)一文。此文引錄了文革中上海寫作組負責人之一陳冀德給余秋雨的一封信，這封信不僅指出余秋雨是當年上海寫作組的成員，而且受命為姚文元修改《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一書提供資料，并參與撰寫過《走出彼得堡》這樣的深得張春橋贊賞的重要文章。對當年重要當事人提供的“證詞”，余先生大概無法矢口否認了吧？其實，繼續與余先生“糾纏”這樣的歷史，實在沒有多大意思。誰能保證一個人一輩子不犯錯誤？毛澤東就曾說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的一位已經是高級領導干部的朋友私下里說過這樣一句簡直也可列入“經典”的話:“錯誤人人有，不露是高手。”這句話，是對一種復雜的生活現象的生動概括。是人，難免有人性的弱點，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也就難免會犯錯。當然，如果“錯”到觸犯了法律的底線，就要受到法律的懲罰。屬于道德范圍的事情，更多的則要靠人的自律。因此，我是極不贊成某個“憤青”指責“余秋雨，你為什么不懺悔”的，這種“道德綁架”行為，在某種“正義”的旗號下，也是對他人人格權利的一種侵犯。

　　二

　　如果抱持這樣的心態，余先生大可不必對他的文革寫作組的經歷過分敏感和忌諱。公眾“爭議”中最根本的其實不是余先生參加寫作組的經歷，而是他不顧客觀存在事實的“撒謊”行為。撒一個謊需要許多謊言來“圓場”。是余先生自己把自己陷到十分被動的境地了。這方面，余先生不妨可以學學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克林頓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才干的領導人之一，他創造了美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民意支持率達到70%以上。但這位精力旺盛的年輕總統卻因萊溫斯基的“拉鏈門”事件，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三個被彈劾、第一位險些被彈劾下臺的總統。在美國人看來，總統有“性丑聞”當然是十分不光彩的事，但一位總統如果為了遮蓋自己的錯誤而“撒謊”，則是性質和后果更嚴重的問題。一個“撒謊”的總統不僅僅是人品問題，人們會懷疑他一切行為的可信度，因而他的公信度會產生巨大的危機。一個言行不靠譜的國家領導人會直接危害到國家和公眾的利益，影響到他領導的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幫助克林頓度過危機的是他自己，他坦承自己的不道德行為，取得美國公眾的諒解。想想看，經歷了文革那場大災難的人，誰能確保自己不犯錯？那是個是非莫辨的年代。在現在看是“荒唐”的行為，當年還以為是最最“革命”的行動呢。想當年，誰能進市委寫作班子，那是一種“榮耀”，是個人能力的表現，是仕途騰達的階梯，有幾個人會清醒到拒絕這樣的誘惑？那時，上海寫作組主管的理論刊物《學習與批判》和文學刊物《朝霞》，是20多歲的我每期認真“學習”的讀物，至于在上面發表文章，那是做夢也不敢想的事。因此，余先生那段寫作組的經歷，就如“老鼠懷了大象的孩子”，是多大個事呢？

　　我對余先生十分欽佩。他的學問功底、駕馭文學語言的才華以及一流的口才，都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多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向我推薦他剛出版的《文化苦旅》，稱其“通過一桿毛筆，寫盡天下文人，煞是了得(指《筆墨祭》)！”我在他的“蠱惑”下也買來一本，可以說是手不釋卷地讀完了。當時讀后最大的感慨是，中國不缺學問深厚的學者，中國也不缺有文學才華的作家，但能兩者兼融者寥寥。像唐德剛先生那樣之所以能把史著寫得跟文學作品一樣引人入勝，即得力于兼具兩方面的才華。余先生的過人之處也即在此也。這樣的人是學人中的翹楚、人中的精靈，不可多得。

　　以余先生的智力和天賦才華，他是完全可以成為不僅讓我欽佩，同時也能讓我高度敬仰的作家和學人的，遺憾的是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尚未達到一個大家所應有的高度。先說思想，這不僅僅是余先生的問題，這是中國學人和作家普遍存在的問題。對于普通作家和學人，我們可以不作這樣的期待。胡適之所以是大家，因為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聲長嘯。而余先生如想成為一代文化宗師，就必須要有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思想和藝術創造上的獨特貢獻。余先生不乏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新鮮見解，他的《文化苦旅》在散文文本的創新上也有獨特建樹。但這還不足支撐他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高峰。

　　三

　　其次，就是人格上的高度。余先生的散文中談得比較多的一個話題，就是中國歷史上文人的文化人格存在的問題。可他恰恰缺失的就是對健全、高尚的文化人格的修煉。他的“誤區”就在以為一個人的人格可以通過掩飾自己的“錯誤”而達到完美的境地。從古到今，無數事實證明，一個人的人格處于什么境界，完全是自然流露出來的。無論是文化大師，還是偉大作家或民族英雄，他們毫不做作地把自己的一切袒露在世人面前。比如，當年有國外友人提議給魯迅申報諾貝爾文學獎，魯迅婉言謝絕，認為自己不配，中國也還沒有配獲此獎的人。他的態度是發自內心的，絕不是一種矯情。歷史上有不少人試圖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遮蔽掉，往往經不住歲月的淘洗，終究還是要暴露本來的面目。如是一只雞，就不可能裝扮成鳳凰。是砂石也不可能變成金子。而白璧上的瑕疵，也不會影響到它整體上的質地和光澤。在現代思想和文學史上都可以稱為偉人的陳獨秀、胡適，早年人生經歷中都曾有過沉淪、頹廢的“污跡”，但他們仍然是豐碑式一代大家。

　　余先生雖然“飽受爭議”，但這不影響我也不影響很多讀者繼續欽佩他，拜讀他的新作。他新近出版的以與北大學子對話的方式談中國歷史文化的《問學余秋雨》，我照樣買來一本，認真拜讀。他用形象凝練、輕松活潑又富有思辨色彩的語言解讀中國文化史，讀后受益匪淺。一個普通的事件和道理，經他的表述倏忽就變得鮮活起來。如他用“紙面上的精神舞蹈”比喻書法，讓人過目難忘。

　　丟掉歷史的包袱，丟掉別人或自己給自己加冕的“皇冠”，余先生完全可以讓自己活得更加輕松一些，更加自在一些，更加本色一些，用不著懼怕向公眾袒露自己的人生軌跡中曾有的“污點”。“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由此，或許“無心插柳柳成蔭”，余先生反能進入一個新的人生境界。他在公眾中的形象會得到根本改變，讓他飽受折磨的“爭議”或許就不消自滅。即使有“爭議”也大可拋諸腦后，盡管走自己的路去。

　　作者：陳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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