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0日，我到國家圖書館主辦的文津講壇作講演，遍看滿滿堂堂的聽眾，覺得少了個人，他就是國家圖書館的老館長任繼愈教授。為此，我宣布獨自一人站立默哀。此前我在文津街老館址講演過多次，不論是談小說寫作、談《紅樓夢》、談讀書、談語言，任老都親臨在場，靜靜地坐在頭排中間，而在講前，我們也都有機會

　　促膝談心，交流溝通。當然，不僅如此，我還多次參加過任老主持的圖書館顧問會議和文津圖書獎頒獎典禮。

　　是1987年，經中央有關領導胡喬木、鄧力群同志等提出，文化部黨組決定，報國務院核準，任命時已71歲的任老為時名北京圖書館的館長(后，北京圖書館更名為國家圖書館)。我還記得為此我與任老談話的情景，任老動情地說，他常常感到慚愧，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太少，貢獻太小，能有機會給國家多做一些事情，他欣慰。

　　他是一個讀書人，沒錯。我幾次去過他在南沙溝的家，在他的家里我的所見唯書。早在1953年我津津有味地拜讀的《老子今繹》一書，就出自他手。在他就任館長的時候，他同時在社科院還承擔著重大的科研與教學任務。同時，他對于國家社會的關切與責任感，也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不久，我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他的談人民“脫貧也要脫愚”的文章。我太高興了，正合吾心！愚昧愚昧，為害劇矣！而且，人們有時候回避了后者的這第二脫的嚴重性、長期性、艱巨性。時至今日，種種起哄、大呼隆、反科學的迷信與邪教、牛皮忽悠、盲目性、搖擺性、極端性與破壞性都與愚昧有關。他提的問題太痛切也太關鍵了！我多次見到他，當面表達我對他的文章的贊揚與響應，只是此文的后續事宜還有待進一步的努力。

　　數年后，我在一次文化論壇的開幕式上聽到他的即興發言，他說，現在大家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好話比較多了，關鍵原因在于當前的事情做得愈來愈好。如果眼前的事情辦不好，再跑出來吹過往的傳統如何精彩偉大，那還是有難處的。就好比，你賽球，贏了，你再怎么講傳統呀特色呀，講些高姿態、高論入云的話，別人可能還樂于接受，至少是不妨聽聽;如果你球贏不了，卻一味唱高調，接受起來可就難了！

　　善哉斯言！聽出點味兒來了吧？他不但講得巧妙，而且講得入木三分，甚至于我要說，他講得極務實，叫做真正的大實話，值得咀嚼。問題是有的人常常跟風大鬧，卻忘記了大實話式的真理更是常識。與會者對任老的話無人不贊。此時他已經八十大幾了，已經不當館長，只當名譽館長了。

　　在他重病住院之時我去看望他，他仍然是孜孜于學問探討。他的一位助手告訴我，任老對于儒學治國的類似說法頗感憂慮，他甚至于覺得有些意見不太好提。我聽了，有震動感。

　　頭兩月，我參加他主持的文津圖書獎典禮，我注意到了，受獎的書中有李零教授的《喪家狗》，這是一本比較客觀地談孔子、談儒學的書，只有愚昧的網蟲們才一看書名便向李教授發出狗血噴頭式的鼓噪。

　　任教授生于1916年，比我大18歲，可以說是長輩，至少是老大哥。他也曾與先父同事，而且，我的印象二人不無碰撞。在任老的女兒任遠在加拿大里加納大學讀博士期間，我講學至彼，為任遠帶去了她的老爹帶給她的中藥與肉塊豆腐干炸醬。任遠也給我與妻貢獻了她烹調的豬肉白菜燉豆腐。學問、友情、小小的不離故鄉口味的地球，一代又一代留下了親切與溫馨的記憶。任老去矣，當不甚遠。這樣的學問、這樣的見識、這樣的責任感，上哪里再找后繼者去呢？(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