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中國者，便知道南開；知南開者，便知道張伯苓。”這是60多年前曹禺、老舍雙雙受邀在美國講學時共賀南開大學創始人張伯苓70大壽時講過的話。

　　眾所周知，我國的戲劇大師曹禺曾就讀于南開中學，并因在那時的南開新劇團積極從事戲劇活動而奠定了他終身從事戲劇藝術事業的重要基礎。而張伯苓恰恰是因最早通過在南開學校提倡并開展戲劇活動，而對青年曹禺及與他后來所獲的一生的戲劇成就息息相關的。

　　張伯芩教育強國的思想質樸無華而博大精深，我們至今仍很難為張伯芩的教育思想單一定位，因為他的教育思想實在是涵蓋既廣，而思慮也深。關于張伯苓的教育理念，常人較多引用他的4個字叫“允公允能”。而更廣泛地說，我們可以稱張伯苓為“體育校長”(他是將奧運會概念引入中國的第一人)“戲劇校長”“科技校長 ”和“人文校長”。因為無論他的教育理念還是教育實踐，都頗符合我們今天培養“四有”人才的教育理念，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人才教育理念。

　　在張伯苓豐富深邃生動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過程中，戲劇在其中無疑閃耀著獨特的光芒。早在李叔同、歐陽予倩等人1908年在日本東京演出《黑奴吁天錄》的次年1909年，張伯苓就在天津南開中學(南開中學堂)排演了由他編劇導演的話劇《用非所學》，在當時引起轟動，其后于 1914年正式成立南開新劇團。南開新劇團創作和演出非常頻繁，除每年節慶或迎新送往在南開學校演劇外，也在社會上公演。曹禺、周恩來等人早年作為南開新劇團的成員也曾常常粉墨登場扮演女性角色，因為當時受社會觀念所限，男女不同校。鄧穎超在南開女校也曾登臺演過男性角色。一次周恩來隨南開新劇團赴京演出《一元錢》，他在劇中扮演的少女孫慧娟此前在天津就廣受好評。在北京演出后舉行的文藝界座談會上，梅蘭芳也對他的演出非常贊許。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周恩來與梅蘭芳會面時，兩人曾笑談這段舊事，周恩來還風趣地對梅大師說：我們還是同行呢。

　　不難想象，南開新劇團的演出常常引起極大社會反響，其中既有保守派對其的攻擊，更多的則是社會進步人士的贊揚和肯定。張伯苓在1909年排演《用非所學》時，就曾被斥為不成體統，被認為是自甘墮落。因為舊時代“戲子”是與娼妓一起被歸為同列的。但是胡適作為當時新文化的代表，卻盛贊南開新劇團，說“天津的南開學校，有一個很好的新劇團，他們編的戲，如《一元錢》、《一念差》之類，都是‘過渡戲’的一類；新編的一本《新村正》，頗有新劇的味道，他們那邊有幾位會員做戲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說白都很好，布景也極講究。他們有了七八年的設備，加上七八年的經驗，故能有極滿意的效果。以我個人所知，這個新劇團要算頂好的了。”曹禺在這個當時最好的劇團受到了最初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戲劇洗禮。他曾在《回憶我在南開開始的戲劇生活》一文中對此有過詳細描述。周恩來在他寫的《校聞》中也說：“校中每次周年紀念會，例演新劇，以志慶賀。今年暑假期間，校長(張伯苓)因每歲稿本，編纂非易；特集同新劇團團員數人，前往高家莊李氏小學，預先編纂，以冀勿匆忙于臨時……每人均編稿本三、四，而業經校長認可演者有二。所費手續，計經四次……其中情節，固求能免俗，然悲歡離合，實深合社會心理，且布景豐富，以之陪襯內容，情節當能益肖。”

　　南開新劇團先后創作排演的話劇達50部左右，這是個很大的成就。如上所述，它絕不僅僅止于是個校園劇團，它的很多社會公演完全是專業化的。據南開大學教授崔國良考證，當時“除了津京一帶，北至東三省，南至上海、南京，都能看到南開話劇”。尤其是張伯苓1914年正式成立南開新劇團時，在美國學習戲劇和教育、擁有專業戲劇學位的張彭春學成回到南開，由此，張氏兄弟共同成為了南開新劇團的首腦。張彭春是將西方戲劇系統的編導藝術引入中國并身體力行的第一人。因南開新劇團在其后及至今的影響，有學者認為中國話劇史的緣起其實應有兩脈：一是以1908年春柳社在東京出演《黑奴吁天錄》為標志，李叔同、歐陽予倩等人通過日本間接地將西方戲劇引入中國；另一條脈絡就是張伯苓于1909年通過在南開中學演出《學非所用》，直接將西方戲劇引入中國。有學者因此稱張伯苓是“中國話劇第一人”，至少是“北方話劇第一人”。

　　南開的話劇運動不僅注重實踐，同時也注重理論。張伯苓本人當初提倡演劇，就有著“練習演講，改良社會”的宏偉目標。更重要的是，他相當全面地看到了戲劇藝術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他認為戲劇絕不僅僅是娛樂，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審美的、教育的和改造社會的功能。正如他對南開新劇團的學生們所說，“戲園不只是娛樂場，更是宣講所、教室，能改革社會風氣，提高國民道德。”周恩來更曾經以4天連載的極長篇幅，在公開出版面向社會發行的南開《校風》上，以“社論”名義發表長篇話劇論文《吾校新劇觀》，由南開新劇團的實踐洋洋灑灑地回溯了西洋戲劇傳統，進而闡明了以南開為代表的新劇的功能、流派及編、導、演藝術等理論觀點。

　　1949年，張伯苓聽從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的召喚，婉拒了蔣介石父子的赴臺要求，留在了光明的新中國。1951年2月張伯苓病逝，周恩來親臨追悼會致辭。周恩來說：“很遺憾沒有早點來，沒能見到張校長……看一個人應當依據他的歷史背景和條件，萬不可用現在的標準去評論過去的人。張校長在他的一生中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有功于人民的。”

　　路海波(摘自《中國話劇先行者張伯苓張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