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島眷村不了情

　　不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寶島一村》所引發的話題都有其公共性，因為，這“光陰的故事”中，不僅有名人、美食和政治，還有更重要的，是不了的兩岸的親情。

　　記者/何映宇

　　舞臺上，簡單的布景，幾張桌椅，衣服古舊的男女，演的，是他們父母那個年代的故事。

　　在《寶島一村》里，萬芳從18歲演到六七十歲，時間跨度很大，看得出來，像當年唱《新不了情》一樣，這次演出，她也飽含了感情。

　　作為眷村的女兒，她對那一段往事無法忘懷。對于萬芳這一代人來說，眷村并不遙遠，這是他們童年的記憶，是一個時代的烙印。從戰爭到和平，眷村，正在逐漸走入歷史，但誰能將它遺忘？無論是歡聲笑語還是悲情啜泣，都在我們心底沉淀，猶如一場戲，戲夢人生。

　　王偉忠:“眷村是我的靈魂”

　　這出戲的編導是賴聲川和王偉忠。賴聲川不是在眷村長大的，王偉忠是。

　　所以，《寶島一村》更多代表的，是臺灣綜藝教父王偉忠的眷村情。“眷村是我的‘娘胎’。”王偉忠深情地說，“如果社會上有人認為王偉忠此人活得還算精彩，是因為眷村滋養了我的靈魂。”

　　有一段時間，大概兩三年吧，王偉忠一直忙著拍攝關于眷村的紀錄片，為的是圓他的一個夢:“記錄我家的一點事情。”

　　他在眷村的老家位于嘉義東門町空軍建國二村。眷村，每個地方的都差不多:黑色屋瓦，狹窄巷道，巷口一準是棵大榕樹，水泥石椅上，幾位老年人正啜茶閑聊，往事如昨。眷村初建的時候，除了有地位的軍官可以住獨門獨戶的日式房子，其他人只能住在簡陋的竹籬笆房子里，后來逐漸地，住得久了，普通人也開始砌墻，王偉忠說:“終究竹籬笆太不保險，一下雨就淹。”

　　臺灣當局從1956年開始興建眷村，主要為了安置那些從大陸敗退臺灣的老兵。50年代，全臺灣共建有眷村763個，容納眷屬96082戶。王偉忠一家就是這千千萬萬普通眷村家庭中的一員。他說他家是低矮的平房，一根水泥電線桿矗立在門口，大樹的樹陰傾瀉在并不寬敞的路面上。那時候他們家和絕大多數眷村家庭一樣貧窮。為了給姐姐的女兒準備住房，他的父親用木頭在房子外面又加蓋了一間，而另一間的墻壁，是用拆老房子的廢土蓋的，徒手就可以挖出洞來。

　　盡管艱苦，可是眷村是王偉忠心中永遠無法割舍的一段情。而隨著臺灣社會的變遷，眷村正在日益進入凋敝期，拆遷的拆遷，青壯年幾乎都外出了，只留下一些孤獨的老人，守著這片臨時的家園。

　　有一天，他想，作為眷村之子，他有責任，也有義務記錄這段歷史，記錄那些故去的或即將故去的人與事。為此，他拍《偉忠媽媽的眷村》。嘉義的建國二村陪伴了偉忠媽媽50多年的光陰，為了不讓這些歲月的痕跡無跡可尋，用了整整5年的時間，王偉忠用紀錄片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于故土深深的眷戀。

　　在《偉忠媽媽的眷村》的發布會現場，王偉忠還拿出五香芝麻大餅、咸菜炒肉絲和涼拌大頭菜三樣家鄉小味來給與會者品嘗。

　　對啊，紀錄片中散發出來的，也不正是這種眷村的味道？純正的眷村的味道？

　　他找到賴聲川，開始向他講述他的童年故事。雖然并非出生于眷村，但是賴聲川馬上就被王偉忠的講述打動。

　　“行。”賴聲川爽口地答應。

　　為了排《寶島一村》，王偉忠和賴聲川找來25個家庭的故事作素材，故事實在太多了，王偉忠說:“幾乎每扇窗戶后面，都有一家人的悲歡離合，可以賺足觀者的熱淚。真的，眷村故事說上一年都說不完，而一間間房子就像一本本書，用一磚一瓦記載著居住其中的家族史。”但為了線索不至于太過散漫，最后兩人決定，將25個家庭濃縮成3家，以小寓大，從這3個家庭的悲喜來揭開臺灣近代史上的傷疤。

　　談到這部戲，賴聲川很感慨:“這一代人都是有鄉愁的。在《寶島一村》中，第一次過年，幾個大男人在那談論自己的家鄉，看著天空指著各自的家鄉。對家鄉的思念揮之不去。同時，他們又已經開始適應了新的生活，開始把眷村視作自己新的家，這種苦中有樂的復雜心情，大陸的同胞以前也許不是很能體會到。”

　　《寶島一村》在臺灣上演的時候，正是金融風暴來襲時。賴聲川和王偉忠還暗暗有些小擔心，害怕金融海嘯把觀眾也一并卷走了。可是出乎他們意料，《寶島一村》的火爆程度較之于《暗戀桃花源》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想來，他們擔心是多余的。因為眷村不僅是王偉忠的靈魂，也是整整一代臺灣人的鄉愁靈魂。

　　明星扎堆，都是苦出身

　　有人說:“不知道‘眷村’，就很難了解臺灣的過去和今天。”

　　說得一點都沒錯。60年前，國民黨敗退臺灣，他們渡海而來。建立起“眷村”這種臨時性小區時，當局者可能并沒有想到，他們中會走出那么多的明星大腕、才子佳人。

　　“我想讓大陸的觀眾真正深入地了解臺灣”，賴聲川說，“眷村里真是什么人都有，明星、市長、黑道人物，三教九流，匯成了一個大時代。”

　　掰手指數一數:鄧麗君、林青霞、張艾嘉、趙傳、張雨生、吳小莉……大大小小的明星真是不計其數。是不是這里特別像戲劇故事般如夢如幻，才讓他們在電影和歌唱的舞臺上如魚得水？

　　因為眷村，才有鄧麗君的傳奇。

　　1954年，鄧麗君的五弟鄧長禧出生后，鄧麗君的父親鄧樞決定全家搬到屏東市眷村居住，她的母親酷愛黃梅調電影，常常捧著收音機傾聽，耳濡目染之中，鄧麗君從小就表現出對于黃梅小調和臺灣歌仔戲的特殊興趣。5年之后，鄧家全家從臺灣最南端的屏東遷居最北端的臺北縣蘆洲鄉中正路77巷的眷村，鄧麗君在蘆洲國小念書，擁有一副天籟般動人歌喉的鄧麗君很快就展露出音樂天賦，小小年紀的她居然能夠隨空軍93康樂樂隊到處勞軍演出。1963年8月，10歲的鄧麗君參加中華電臺黃梅調歌曲比賽，憑借一曲《訪英臺》勇奪冠軍，從此開始了她的歌唱生涯。即使成名，鄧麗君心中，永遠裝著眷村，裝著在這里生活的退役阿兵哥，鄧麗君一生熱心于為國民黨作勞軍演出和軍中廣播，這與她早年的經歷也不無關系。

　　眷村的童年生活是簡單而純樸的。男生都喜歡蹲在地上打紙牌、玩彈珠，這就是極少數能讓他們興高采烈的游戲。

　　簡單，卻愈發地具有戲劇性。楊德昌將1961年6月15日晚上10點臺北市牯嶺街五巷10號后門不良少年茅武妒殺女友案拍成了傳世之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在電影的片頭，楊德昌寫下的片頭語，描述的，正是遷居臺灣眷村的居民無根漂泊的內心。電影記錄的，不只是一樁不具代表性的突發社會事件，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似乎眷村才是茅武走向殺人血案的心理隱疾。這當然是人生軌跡的不同所造成的，有茅武的一念之差，也有張艾嘉等一眾名人的發奮圖強，眷村，就是這樣的兩極，它給你力量，也讓你絕望。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劉德凱曾經將張大春的小說《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中的26篇改編成電視劇，最主要的原因和眷村有關:“我們都是眷村長大的孩子，張大春筆下的眷村生活我特別能體會。”

　　張大春最早的成名作《四喜憂國》、《野孩子》、《將軍碑》都有眷村的背景。他父親是國防部的文官，到了臺灣也住在眷村里。他覺得那些鄰居成天打麻將、串門子，沒有文化，不喜歡和鄰居來往，所以張大春的童年生活相當封閉。和大多數眷村居民一樣，張大春的家中也不富裕，每天，母親都批一些東西來縫，靠這些零散的收入來貼補家用，含辛茹苦將他拉扯長大。他記得，那時候他讀的是私立學校，也可以說是貴族學校，大部分同學的家境都不錯，家里已經有了電視，唯獨張大春家里沒有。

　　回憶起這段往事，張大春也是感慨萬千:“有時候老師上課會問‘昨天晚上大家有沒有看電視？’全班都看了，就我沒看，因為家里沒電視。這是另一種邊緣性。這種邊緣性格造成的狀況是:有了兩種眼睛，你會兩邊都看。一出城門，看見了人家騎馬我騎驢，回頭又見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事后想想，卻也是一種很有利的位置。”

　　談到眷村文學，不能不提的一定是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特別是朱天心的那本《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絕對可以說是眷村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眷村，我差不多一直住到15歲，所以對于眷村我可以說非常地熟悉。”朱天心對記者說，“我們不是當地的農民，沒有土地可以耕種，這里人的生活只能依靠政府，餓不死，但是生活非常貧困。當時我們如果想要出人頭地，路只有兩條:要么拼命讀書，要么就是像鄧麗君那樣在演藝圈成為大明星。”

　　她筆下那些抽著煙罵臟話的眷村少年，洋溢于《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字里行間的惆悵，令人一見難忘。15年的眷村生活常常在她的眼前閃現，是掌紋？是傷痕？都是無法磨滅的痕跡。想來，可能吧，剛剛離開眷村的她也會像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那樣不適應，恨恨而惆悵的一句“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已經完全表明了心意，她寫道:“那一年，她搬離眷村，遷入都市邊緣尋常有一點點外省、很多本省人、有各種職業的新興社區，河入大海似的頓時失卻了與原水族間各種形式的辨識與聯系，仍然滯悶封閉的年代，她跟很多剛學吉他的學生一樣，從最基礎簡單的歌曲彈唱起，如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并不知道那是不過五六年前外頭世界狂飆一場的反戰名歌，她只覺那句句歌詞十分切她心意，真的，所有的男孩們都哪里去了，所有的眷村男孩都哪里去了？”

　　朱氏姐妹的父親朱西寧是眷村文學的先驅，到了朱氏姐妹這一輩，眷村的題材更被發揚廣大之。說起來，朱天文給侯孝賢寫的很多劇本都與眷村有關。比如她編劇的《小畢的故事》、《童年往事》和《冬冬的假期》等等名片，眷村始終如影隨形。侯孝賢需要這樣的題材，他同樣在眷村長大，小畢和冬冬，何嘗沒有侯導童年時的影子？而且，侯導小的時候，在鳳山的城隍廟附近的大山戲院，看了大量的布袋戲和掌中戲，這些往事，成為了侯孝賢講述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生平的電影《戲夢人生》的初衷……

　　如今，歷史塵埃中的眷村也在漸行漸遠，拆遷的拆遷，改造的改造，青壯年在外謀生，上了年紀的老爺爺、老奶奶們獨守空屋，還在眷戀著臺海兩岸的家。

　　只是，眷村，不寂寞。

　　賴聲川、王偉忠的《寶島一村》的上演再度引起了媒體和大眾對于眷村的熱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天窗文化最新出版的《寶島眷村》，也將焦點聚焦于此，同樣引起了不小的關注。不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寶島一村》所引發的話題都有其公共性，因為，這“光陰的故事”中，不僅有名人、美食和政治，還有更重要的，是不了的兩岸的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