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簡介

　　王安憶，1954年3月生于南京，次年隨母親茹志鵑遷至上海，1970年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1972年考入徐州地區文工團工作，1978年回到上海，任《兒童時代》編輯，同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平原上》，1987年進入上海作家協會搞專業創作至今。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

　　“我的書能夠賣兩三萬冊，這就對了，太多就不像我了。 ”

　　遼寧日報：王安憶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本報的訪問。最近幾年，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爭論非常多，無論是整體的評價還是具體到各種細微的問題，各方的聲音經常會給出截然不同的判斷。自2007年以來，來自海外漢學家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其中德國人顧彬被視為尖銳批評當下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我們發現，一方面，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到今天，擁有了一批被海內外肯定的優秀作家和作品；而另一方面，文學的大環境又似乎是混沌和無序的，作家們被各種非文學因素所裹挾。有的人說，市場化和商業化瓦解了文學的精英性，在扼殺作家們的創作環境。您是如何看待市場和作家之間的關系的？

　　王安憶：我覺得市場化，相對來說，是好的，起碼市場化是比較公平、比較民主的。雖然我并不是一個暢銷書的作者，可是我覺得我的書的銷量是比較合適的。我的書能夠賣兩三萬冊，這就對了，太多就不像我了。基本上，我認為市場還是可以比較準確地給作家進行定位。所以，我對市場化并沒有太大的反感。

　　“我覺得我能夠掌控自己的創作，創作的狀態也是越來越好。 ”

　　遼寧日報：去年年底，我們陸續訪問過一些國內外的著名學者和批評家，他們對當下中國的文學生態有不同的評析，不過，共同的一點是，他們都認為市場化、全球化、數碼化等等因素改變了文學創作的環境，甚至帶來了不少負面的影響，而作家身處這樣的大環境之下，依然能夠真正從文學本質出發堅守創作的少之又少。對于您來說，您如何評價當下的創作環境，您是否感受到了創作環境的改變影響了您的創作？

　　王安憶：我對環境其實沒有大的感覺。我想，對我自己來說，創作環境是越來越好了。環境和作家本身的情況是相關的。上世紀80年代是我剛剛起步的時候，寫得比較稚嫩。現在，以我個人來講，我已經比較成熟了，我覺得我能夠掌控自己的創作，創作的狀態也是越來越好。

　　“我沒有抱著什么特殊的心態來創作，對我來講，創作是非常自然的。 ”

　　遼寧日報：應該說，當下的文學生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既不同于“五四”時期，也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文學面臨許多非文學因素的沖擊。而在這樣一個時代性的浮躁氛圍之下，作家們的創作心態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許多干擾。您在不同的時期，在創作不同作品的時候，是否會因為心態的不同而影響到創作的本身？

　　王安憶：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寫到現在已經30年了，寫作是我一個非常自然的生活狀態。應該說，我沒有抱著什么特殊的心態來創作，對我來講，創作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根本不會去想我要用什么心態去創作。至于客觀的關系和客觀的看法，也都不在我的考慮范圍之內。

　　“我個人認為手寫和用電腦寫作沒有分別，同樣需要結構，也同樣是自己的文字。 ”

　　遼寧日報：網絡給傳統文學也帶來了很大沖擊。我接觸過一些批評家，他們雖然也用網絡作為工具，但是，并不十分關注網絡寫作，更不會把網絡寫作納入研究的范圍，可以說，是把網絡寫作和傳統寫作進行了非常明確的區分。

　　王安憶：我不上網的。不過，我個人認為手寫和用電腦寫作沒有分別，同樣需要結構，也同樣是自己的文字。

　　“我從來不是容易被影視導演看中的作家，《長恨歌》是個例外。 ”

　　遼寧日報：我在對南京大學教授丁帆進行專訪的時候，他提到一個現象，當下的作家很注重潛在的市場需求，寫作時會考慮影視的效果，包括場景的設置、人物的細節的設置等等，都似乎在自覺不自覺地創造視覺感，為將來賣給影視進行二次改編提供空間。您的小說《長恨歌》曾經先后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并且在影視市場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是大眾非常熟悉的影視作品。但是您自己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電影是非常糟糕的東西，電影給我們造成了最淺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電影，使我們對這些名著的印象被電影留下來的印象所替代，而電影告訴我們的通常是一個最通俗的、最平庸的故事。 ”因此，有評論家認為，您是十分固守小說本位的，不會因為迎合電影而去寫小說，更不會為了成為電影改編的對象而去削弱自己作品的文學性、批判性和文化內涵。

　　王安憶：我的作品并不屬于很容易被導演們看中的作品。其他作者的作品我不了解，不好評價，但是，以我自己來說，我從來都不是容易被影視導演所看中的作家。而我的《長恨歌》，那是個例外，它的被改編，與許多外在因素有關，包括當時的張愛玲熱、上海熱等等。

　　“我和張愛玲不一樣。了解我的作品的人也應該知道，我們其實根本不像。 ”

　　遼寧日報：您剛才提到張愛玲，去年年末，由您擔任編劇的香港版舞臺劇《金鎖記》也在上海公演了。如果在互聯網上搜索您的新聞或者評論，經常會跳出“張愛玲”三個字，人們喜歡把你們放在一起來談，似乎她是上世紀40年代的您，而您是現在的她。您本人如何看待這種比較？您覺得自己的創作真的跟張愛玲有相似或者相通的地方嗎？

　　王安憶：我和張愛玲不一樣。了解我的作品的人也應該知道，我們其實根本不像。

　　“別人似乎只注意到我寫上海的作品，事實上，我也寫過很多農村題材的作品。 ”

　　遼寧日報：清華大學教授肖鷹說，有兩位作家曾經是他眼中的中國最有希望的作家，一位是張煒，一位是王安憶。但是，他又提出，從《長恨歌》之后，您的創作似乎陷入到自我重復當中，沉迷于描寫上海小女人的生活。之前也有一些評論，認為《長恨歌》是您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您如何看待這些評價？

　　王安憶：我認為將《長恨歌》視為我創作的轉折點，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可以說，這種說法出現的原因與我的處境有關。我就生活在上海，自然就會寫上海。但是，別人似乎只注意到我寫上海的作品，而事實上，我也寫過很多農村題材的作品。過去尋根文學熱的時候把我劃到尋根文學作家，后來又把我歸類到知青文學作家，到了上海熱成為話題之后，我就又被定義成了上海作家。

　　遼寧日報：這么看來作家有時候也是很無奈的，總要被外部的聲音“強行分類”。

　　王安憶：關于創作的轉折點，是那些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人談論的問題，是搞文學批評的人的說法。而對于我個人來說，我的寫作都是很自然的，就是每天在那里寫寫寫，并沒有感覺到有什么特別的轉折或者特別的時間點。而且，所謂轉折也不是說自己想制造就可以制造出來的，哪有那么好的運氣？

　　王安憶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憶中短篇小說集》、《流逝》、《小鮑莊》、《小城之戀》、《米妮》等小說集，及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黃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長恨歌》、《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遍地梟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堅》(與茹志鵑合著)等，兒童文學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論著《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等。

　　本報記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