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容就義

　　潘文郁出事讓黎天才很驚恐，潘文郁是他向張學良舉薦的，自己又是機要組組長，潘文郁是自己手下.自然脫不了干系。潘文郁被限制自由后，想回家去看看，把境況告訴家人。他向黎天才請假，盡管事關重大，黎天才還是批準了。但黎天才多少有些擔心，畢竟潘文郁是蔣介石要的人，如果潘文郁脫逃，他無法向張學良交代。

　　可是，潘文郁卻準時回來了，這讓黎天才很是感動。潘文郁理解黎天才的心思，對他說：“我不會跑的，我跑了讓你承當，那不是人做的事！”

　　重返虎穴的潘文郁，已經(jīng)抱定了必死的決心。他獲準回家后，把事情告訴了妻子廖素丹和弟弟潘薪傳，妻子和弟弟都勸他趁少帥不忍心加害于他的時候逃命。他搖搖頭，表示自己不能跑。他抓緊最后的機會與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子團聚，當時他的大兒子三歲，小兒子剛滿一歲。最后，他揮淚告別家人，囑咐妻子，自己走后趕快帶著兒子回湖南老家躲避，又與弟弟訣別后，他返回關押地張公館。

　　黎天才把潘文郁按時返回以及所說的一番話匯報給了張學良，張學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氣節(jié)與品德，當即提筆寫了一封信，安慰潘文郁不要驚慌，安心在張公館住著，他要盡最大的努力解救他。

　　在張學良的努力下，事情拖了近一個月，就在張學良看到曙光的時候，被捕的楊青林叛變了，他供出了潘文郁是潛伏在張學良身邊的紅色諜工，潘文郁曾提供了大量軍事情報給中共。潘文郁的身份徹底暴露。

　　蔣介石這時也拍來電報，限令張學良立即處死潘文郁。張學良接到命令后，還寄希望于蔣介石開恩，他反而復電蔣介石請求寬恕潘文郁的罪行，他說，“這個人通六國語言，很有才華，這樣的人，中國還極少”。蔣介石不為所動，又接連打來幾份電報，催促之外，還斥責張學良疏于防范和執(zhí)法不嚴，并指定要由參謀長錢大鈞親自監(jiān)刑。

　　張學良見潘文郁難以幸免，只得面見潘文郁說：“委員長發(fā)脾氣了，他的脾氣很厲害，我實在無法保全你了，你還有什么身后的事要辦？”

　　“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說的話。”潘文郁說。張學良惋惜地看著潘文郁，點頭同意。潘文郁一夜未合眼，奮筆疾書到天亮。放下筆，他眺望家鄉(xiāng)的方向——襄陽東津灣鎮(zhèn)，那是坐落在漢江邊上一座秀麗的小鎮(zhèn)。此時，東方地平線的一輪紅日正噴薄欲出。他長嘆了一口氣，少小離家鬧革命，雖很少回去看家鄉(xiāng)父老，卻也沒給家鄉(xiāng)丟臉，只是，過早離開，所學和志向來不及再回饋家鄉(xiāng)和革命事業(yè)了。

　　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3月3日黃昏，年僅29歲的潘文郁從容地走出張學良的官邸。據(jù)目擊行刑的一個國民黨軍官事后描述，潘赴刑場的時候非常從容、鎮(zhèn)靜，面不改色，把雙手向后一背，示意劊子手捆綁。然后，他轉(zhuǎn)身，面向?qū)�準自己的槍口，視死如歸。

　　周恩來說：潘文都“有重大貢獻而犧牲”

　　1949年武漢解放后，周恩來親自發(fā)電報到武漢，指示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屬，并作為烈屬對待。事后得知，逃回湖南老家的潘文郁的妻子廖素丹，得到丈夫被槍殺的噩耗后，大口吐血后昏厥。蘇醒后，她不顧安危，連夜趕往武漢收尸。

　　因?qū)μ帥Q潘文郁深感惋惜和不安，張學良沒有出面，派副官接見了廖素丹。副官告訴廖素丹，潘文郁的尸首已被南京來人收去了。至于潘文郁的遺書，副官只字未提。副官按照張學良的意思，贈廖素丹一筆錢，讓她回老家撫養(yǎng)兒女。

　　廖素丹含悲忍痛，拉扯兩個嗷嗷待哺的兒子。為了生計，她當過清潔工、保姆、店員、保管員和小學教員等，生活拮據(jù)時，她把家產(chǎn)，包括結婚時潘文郁送給她的紀念物都變賣了，苦撐到武漢解放，廖素丹被軍管會安置在湖北省圖書館工作。

　　廖素丹一面積極工作，一面給中央寫信，說明丈夫潘文郁的情況，希望能追認潘文郁為烈士，告慰丈夫在天之靈。中共中央秘書室請廖素丹到當?shù)卣�府申請烈士家屬待遇。廖素丹隨后被調(diào)到湖北省保育院托兒所工作，兩個兒子也作為革命烈士的子弟參了軍。潘文郁的弟弟潘薪傳也有了一份工作。

　　“文革”期間，潘文郁的親屬被扣上“叛徒”家屬的帽子，廖素丹在部隊的兩個兒子被勒令轉(zhuǎn)業(yè)，弟弟潘薪傳被紅衛(wèi)兵反復逼問拷打，一怒投江自殺。身心交瘁的廖素丹終未能熬過來，病逝于1976年。

　　結束浩劫后，幸存下來的吳成方希望上級搞清楚“北京特科”以及潘文郁的情況。公安部史料征集辦公室牽頭，北京市公安局歷時7年，終于查清了潘文郁不為人知的壯烈經(jīng)歷。1988年5月30日，在潘文郁犧牲53年后，民政部批準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曾是北京特科成員的楊憲珍聞訊很高興，特意給薄一波寫信告知。薄一波在楊憲珍的信上寫道：“看了你的信，我很高興，潘文郁同志情況，早在‘文革’前，一次與周總理談話中，就得知潘出去后即赴武漢我情報機關工作，且有重大貢獻而犧牲了。”

　　如今，潘文郁的兩個兒子潘湘生、潘平生都已是兒孫繞膝，在家鄉(xiāng)武漢頤養(yǎng)天年。但有一點讓他們遺憾和慚愧：由于父親犧牲得早，沒給幼小的他們留下形象記憶，后雖經(jīng)多年努力也沒能尋找到父親的遺照。至今，英雄父親的容貌是他們根據(jù)父親的壯舉，結合母親的描述和自己的容顏在腦子里勾勒的：年輕英俊，才華橫溢，果敢沉穩(wěn)，氣宇不凡。

　　盡管情報工作的特殊性和當年的條件，限制了潘文郁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樣隨意留下影像，但筆者還是費盡心思尋找潘文郁的圖像資料。2009年10月，香港鳳凰衛(wèi)視在制作《潛伏》之《北京特科》專題片時，也曾與筆者攜手尋找潘文郁的照片，甚至，連1928年在蘇聯(lián)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都想到了，但最終仍未能如愿。

　　一個永遠的遺憾。

　　穆玉敏《檔案春秋》2010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