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藍家坪文抗結婚的

　　全國解放后，席萍他們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們見過一面。以后他們又去了廣州，仍在藥品檢驗所工作。1983年我聽說她有病，和我們的孩子東海一起生活。后來她的身體一直不太好，裝了心臟起搏器。這兩年，東海夫婦來過北京幾次，住在我這里，照顧我的身體，東海還參加了當年洛杉磯幼兒園師生的一些活動，東海幼年時在這個幼兒園待過，與李鐵映、楊勇等許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好朋友。東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兒園看望他們，小東海說：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藍家坪文抗結婚的，婚后我們去看望羅烽的母親羅老太太。當時我們一排四個窯洞，分別住著高長虹、羅烽的母親、張仃(后來曾擔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丁玲。丁玲對羅老太太說，我們愛得很苦。我們結婚沒有張揚，沒有請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陳云同志，丁玲告訴他我們結婚了，陳云同志表示祝賀，說要把各個方面的關系處理好。

　　丁玲對于她的歷史，都很坦率地對我說，我也從沒有對她的政治身份有過懷疑。她曾對我說，在南京時她得了傷寒，大病一場。住在醫院里，田漢、陽翰笙兩人去看她，她聽見他們在外面的說話聲，她知道他們也被捕，在南京演了戲，她很痛心，開始不想相見，怕徒增雙方的難過，后來還是讓他們進了病房，坐了5分鐘。他們叫她“冰之小姐”。從這件事我就判斷丁玲在南京沒有叛變，她不忍相見，說明她對同志的感情。所以后來幾次運動中，我都站出來為她辯護。1956年審查丁玲歷史時，陸定一、周揚他們說丁玲被綁架后開始還有斗爭，后來就沒有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說丁玲在南京時始終在同敵人斗爭，如果她有過動搖，就不會逃離南京。

　　我與丁玲的結合，有些朋友對我們的關系能否長久表示擔心。我知道，自己不應該也不可能再有變化，我不能錯了一次還錯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愛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愛的。我欣賞她的為人，她在西戰團的工作，她一生的創作，我希望她能不斷取得成功。她是個熱情、正義、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終生幫助她。丁玲并不總是那種男性化的風風火火，她也有女性嫵媚的一面。

　　我們新婚后，沒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礙工作。我對她說，我沒有當爸爸，也當不好這個角色。

　　5 祖林從不喊我叔叔，總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

　　我們是反封建的，在孩子問題上，我的觀念也是不順從封建傳統的。我們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遺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們的后代。我對祖林、祖慧也視若己出。1944年祖慧在延安得了一次猩紅熱，她往日都住學校，開始兩天發燒是在我們窯洞里，一天，有位醫生來我們這里，談話間得知還有個小病人，一檢查，要我們趕緊送醫院。我立即抱著她去醫院，丁玲跟在后面。幾天后祖慧出院，但還需要繼續隔離，只好把她安置在山上單位的空窯洞里，每天想盡辦法為她改善伙食增加營養。我們結婚，祖林雖小，似乎不樂意。我每次陪丁玲到安塞幼兒園和保小去看他們兄妹時，都要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孩子們不愿見，不叫媽媽，假日接回家也不肯回，寧愿呆在學校里，和同學小朋友在一起。祖慧也明白，丁玲去幼兒園看她，幼兒園的阿姨讓她叫媽媽，她就是不叫。祖林從不喊我叔叔，總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直到解放后他去蘇聯留學，寫來一封信，信上說：“我想還是應該喊叔叔。”這是他的主動，我覺得也好。

　　1975年5月，我們從秦城監獄出來，定居在山西長治郊區嶂頭大隊。1977年年初，祖林突然走進屋來，我沒有看清楚，正要問他找誰，丁玲先說：“這不是兒子嗎！”好不高興。這次祖林到嶂頭，大概住了一個星期，天天纏著跟媽媽談話，談到深夜，我有時勸阻說：“媽媽累了，明天再談吧。”他都不聽。他在山西住了好幾天，可是從沒給他媽媽挑過一擔水，挑水、做飯、買菜、刷碗，那都是我這個“叔叔”的事。他很愛媽媽，但對媽媽的意見也很深，他媽媽晚年對他也有一些看法。他到山西，聽我們談話說捐了一萬元給生產大隊買拖拉機，他掉過頭，說了一句話：“本性難移。”實際那些錢主要是補發給我的扣發了20年的工資。

　　我和丁玲都不愛錢，全國解放后實行工資制，中國作協的丁玲、白朗都不領國家工資，靠稿酬生活，連勤務員的工資都是自己發，還安排時間讓他去上業余學校，這個勤務員努力學習求上進，后來考取了化工學院，1958年由于我們出了事，他沒有去，后來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成為保管鑒別文物的專家。上世紀50年代中國作協辦托兒所，一時沒有房子，丁玲也捐了一些錢。朋友來借更不用說，舒群買書，丁玲說拿200元去，作協要陳企霞下去，他遲遲不走，丁玲問他為什么還不下去，他說他要先弄點安家費，第二天丁玲就送去200元，并寫了“以壯行色”幾個字。后來批判所謂的“丁陳反黨小集團”，查出這張字條，成了丁玲一條罪狀。沈從文借錢，丁玲也給了。

　　陳明口述 據《我與丁玲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