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小說已成為當前最熱門的社會文化現象之一，表面看來似乎包含著值得肯定的世俗視角、問題意識和批判立場。但實際上，大量官場小說文本的審美境界，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時下大眾文學讀物類型化寫作的負面特征。

　　首先是審美視野感性化。大量官場小說的審美視野處于世俗性日常經驗傳達的層面，故事內容的拓展路徑不過是由“秘書”而“司機”而“親信”而“官太太”，由“駐京辦主任”而“接待處處長”而“黨校同學”，由“省府大院”而“官場后院”而“干部家庭”，或者由“官運”、“仕途”而“裸體做官”而“升遷”、“出局”之類，圍繞官場的職務生態和腐敗熱點作表象的“面面觀”而已。表面上看，似乎所涉及的社會內容豐富多彩、琳瑯滿目，實際上只是一種社會新聞信息的捕捉與想象，極少真正深層次的審美視野的拓展與轉移。正因為如此，審美類型化、模式化所包含的題材“撞車”、情節類似、細節同化等等負面特征，就成為無所不在的現象。

　　其次是審美內蘊低俗化。當前官場小說的敘事焦點，主要集中官場的權勢狀態、庸瑣習性和腐敗內幕，“官場、情場、商場”的糾葛成為大量作品的基本內容。不少作品還熱衷于以獵奇心理鋪排官場的恩怨是非，具有鮮明的黑幕揭秘特征。從思想內涵看，這些創作的心理興奮點，其實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官運亨通”、“升官發財”、“三妻四妾”、“當官做老爺”之類陳腐的思想意識。不少作品還表現出明顯的玩味腐敗、宣揚權謀的心理興趣，在描述種種官場的厚黑手段時，對其中包含的“邪惡的智慧”及其運用的成效津津樂道，垂涎三尺式的艷羨心理流露無遺。

　　再次是審美功效實用化。從精神文化高度看，當前的官場小說實際上是從認同世俗欲望合理性的思想方向出發，淪入了全盤認同人性需求、個體私欲的人生價值境界和社會文化立場，以至遮蔽了作為現實主義文學本應具備的社會正義與個體人格訴求的理性立場。不少作品的價值旨歸，還極度努力地貼近“官場寶典”之類的實用主義境界，甚至作者本人也以自己的作品能成為所謂的官場“寶典”而“秘籍”而自鳴得意。結果，所謂的世俗視角，反而蛻變成了對社會負面價值行揭露與批判之名、成“諷一勸百”之實的精神擋箭牌。

　　正因為如此，本來可以具有強烈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官場小說，也呈現出與其他類型化寫作相似的、市場火熱而文壇輕視的狀況。學術界甚至形成了一種流行性的看法，就是官場小說大多僅具新聞性價值和社會信息功能，審美含量和藝術貢獻則極度匱乏；甚至籠統地認定，官場本身就是一種缺乏深厚審美意味和人文底蘊的生存形態，難以與鄉土、平民生活所具有的詩意相提并論，因而不具有深厚的審美潛能。不能不說，這是由世俗墮入低俗的官場小說創作的悲哀。

　　實際上，雖然新世紀以來盛行的各種“類型化寫作”，都具有以信息傳播和審美快感為主的商業化寫作、大眾娛樂文化的特征，其內部卻存在兩種差異極大的創作道路。純粹的類型文學，比如仙俠、玄幻、盜墓、穿越小說等等，屬于以大眾娛樂型審美為全部目的的快餐文化；而包括官場小說在內的類型化寫作，雖然在題材、主題、故事情節和敘事方式等方面具有類型文學的特征，但文本的思想內蘊和審美底蘊，則存在著與嚴肅文學、精英文化相一致的創作追求。在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語境中，緣于對讀者多樣化審美需求的順應，文學創作出現了類型化寫作的現象，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包括官場小說在內的類型化寫作畢竟是一種文學創作，所以又不應當僅僅滿足于一般大眾讀物的社會信息傳達功能，不應當停留于純粹類型文學以閱讀快感為核心的、娛樂型審美的層次。換句話說，在商業性與文學性、敘事類型化與審美獨創性的矛盾中，類型化寫作的價值重心，應當落到文學性、審美獨創性這一方面。怎樣才能既充分發揮類型化寫作的審美優勢，以保持良好的市場效應；又不斷地提升文本的審美境界、增強文本的價值含量，以保證自我創作的文學前途，是每一個處于類型化寫作追求的作家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官場小說同樣如此。

　　“官場”、“官員”等詞匯本身是一個既含社會生態層面以人為核心意味、又具文化層面古今打通思路的中性術語，“官場小說”概念的原初意義，也應該是一種兼容社會生態與文化特征的思想視閾。從這種理解來看，凡官場小說必世俗視角的看法，不過是時尚文化的意義附加。就當前文壇的創作實際看，官場小說其實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筆者認為，在狹義的、流行說法的官場小說之外，當今文壇以中國官場與官員為審美觀照對象的作品，還存在以下幾種類型。

　　一、“主旋律”視角：這類作品的作者基本站在主流意識形態立場，從社會歷史外部變動和總體趨勢的角度，來展示體質價值邏輯主導的官場正面規范與外在“社會”性表現形態，作品主要內容實際上是“改革政務”與“反腐案件”兩方面社會性內涵的結合，審美境界近似于當代文學史上的“農村題材”、“工業題材”作品。周梅森的《人間正道》、《中國制造》、《我本英雄》，張平的《抉擇》《國家干部》，陸天明的《省委書記》《命運》，都是如此。

　　二、文化反思視角：這類作品主要承接五四啟蒙文化和當代“文革”批判的思想傳統，致力于對當代政治歷史，主要是政治一體化時代的專制、人治特征，進行一種文化層面的批判與反思。其中尤以柳建偉的《北方城郭》、李佩甫的《羊的門》，顯得提綱挈領、開闊透徹。

　　三、個體生命價值視角：這類作品最具特色之處，在于其中貫穿著一種知識分子的生命意義關懷意識。作者從個體生命價值能否充分實現的角度，來審視官場主人公的世俗命運，并將對官場人生生存困境、精神難題和心理苦悶的描述，與對這種處境從生命終極意義角度的思辨，藝術地結合在一起。閻真的《滄浪之水》、邵麗的《我的生活質量》、范小青的《女同志》等作品，均因認知與慨嘆的深刻獨到而獲得廣泛共鳴。

　　四、歷史官場題材作品：這類作品往往以歷史杰出人物建功立業的人生軌跡與人格狀態為軸心，全方位地呈現傳統人治文化環境的官場生態，并將種種復雜的官場規則提升到“文化智慧”的層面進行挖掘。作品認同傳統主流文化和功名文化人格的價值立場，近似于“主旋律”官場題材作品；揭示封建官場潛規則的敘事細部，又與世俗視角的官場小說存在相似之處。但對于主人公個體人格形成基礎的挖掘，包括從“陽儒陰法”、“帝王之術”、“仕宦之術”的高度對官場權謀所作的闡釋，又使文本顯示出思想文化考察的意味。《曾國藩》《雍正皇帝》《張居正》等作品，堪稱其中的突出代表。

　　從這樣的文學視野來看我們就可以發現，當前整個文學創作界對于官場進行描述的審美路徑，其實比狹義官場小說所表達的要廣闊、豐富得多，其中既有從正反兩方面側重社會性內涵的，又有側重官場文化意蘊挖掘和生命價值探尋的；而不少真正優秀的作品，往往呈現出兼顧各方面審美優勢并將其有機融合起來的特征。即以對于官場現狀的價值評判及其藝術處理方式而論，就至少有以下的類型，一是義正辭嚴、鞭辟入里的社會政治審判型，具有主旋律色彩的反腐題材作品大多如此；百轉千回、一唱三嘆的哲理抒情型，《滄浪之水》可作為典型代表；三是所謂“零度寫作”，不少描述鄉土官場的作品，就具有這種以鄉土氣息方式呈現的“零度情感”、冷峻諷刺的審美特征；四是以同情性理解作基礎的、蘊蓄著內在憤懣與無奈的反諷式白描型，王躍文的長篇小說新作《蒼黃》，就鮮明地表現出這樣的藝術特征。

　　更進一步看，文學就其本質來說，既是一種社會現象，又是一種文學現象，還是一種生命現象，意義不僅僅存在于哪一側面；成功的文學作品，也必然是對于審美客體的意蘊進行多側面、多層次深入開掘的產物，必然是既具有生活信息與社會內涵的豐富性，又具備文化底蘊開掘和生命意識、人文關懷積淀的深邃、獨到性。文學作品價值含量提升的真正關鍵之處，肯定不在于社會信息的新穎獨到，而在于對審美客體所包含的歷史文化底蘊的深入開掘和人文內涵、生命意義的深刻認知。

　　因此，“類型化寫作”、“世俗視角”的官場小說創作者，不能自我陶醉于可讀性、吸引力、銷售量等等大眾接受、時尚讀物層面的社會功效，卻忽略了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和文學前途的追求；而應當在保留類型化敘事大眾接受優勢的基礎上，充分借鑒其他各種審美路徑的官場題材作品，突破和超越類型化敘事流行的審美境界，特別是克服其中因世俗視角負面特征所導致的種種局限，努力達成作品精神文化含量的增強和審美境界的提升。只有這樣的官場小說，才有可能同時獲得社會影響拓展和文化意義提高兩方面的巨大成功。

　　劉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