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禁酒政策的出臺常與飲酒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及其有悖宗教戒律相關。近代美國曾因飲酒而帶來諸多犯罪，而將酒館看做城市罪惡的“櫥窗”，又因飲酒嚴重沖擊著清教徒原教旨主義的禁欲理想，最終在1919年將禁酒令明確載入憲法修正案之中。就中國歷史而論，禁酒政策亦可謂源遠流長。究其原因，雖代有不同，但皆與宗教理想無關。

　　禁酒以防政廢國亡

　　飲酒會使國家治理者喪德敗性，以致廢政亡國。相傳夏禹曾飲甘醴后而警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戰國策·魏策》)《史記》載殷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作長夜飲”，其終成歷史上以酒亡國之第一人。周公以此為鑒，頒布重典《酒誥》一篇，告誡臣屬不能“荒湎于酒”，如發現不聽誡言而群飲者一律處死，此為中國酒禁政令之始。春秋之際，晏子對齊景公建言廢酒，仍以酒能亂政亡國為誡(《晏子春秋》)。東晉葛洪一度發出國家政事敗亡“謂非酒禍，禍其安出”的感嘆(《酒誡》)。

　　對君主飲酒的誡言自然會逐步擴散到對官員的申禁之上，因而后世對官員酗酒大多加以限制。東漢之世，中常侍曹節以“酒黨”名目構陷當時恒彬與丞相劉歆等人“阿黨不法”，亦可從側面知及當時在官員之中酒禁尚嚴。遼開泰年間，圣宗下令各職官不得擅自釀酒以防延誤農事。金朝對此限制更加嚴厲，海陵王正隆五年下令，在朝官員飲酒者依律處以死刑。

　　禁酒以求訟息人安

　　《弟子規》曾言“飲酒醉，最為丑”，道出飲酒易使醉者在眾人面前失去儀態。明人何良俊更是明確指出飲酒會使斯文掃地而惹人生厭，正所謂“或起坐，或遷席，或喧嘩，或沾酒淋漓，或擊東指西與人廝賴，或語及財利，或稱說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長，或發人陰私。”然而，飲酒之于個人甚或群體而言，其更大的危害則在于易啟糾紛而引起“獄訟益繁”(《禮記正義·樂記》)。西漢丞相蕭何即認為群飲者易于滋事生非，故而在《漢律》中規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北魏太安年間，由于歲豐糧足，釀酒者一時紛紛。然而，官吏和平民每因酗酒滋事而打起官司。文成帝拓跋濬認為長此以往，國家會有“富而亡國”之虞，因此著令無論買賣者、飲酒者抑或釀酒者，一概斬殺，惟遇吉兇之事或迎接賓客之時方準破例飲酒(《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清朝乾隆元年，內閣學士方苞亦認為：平民百姓常因喝酒而起爭斗、興獄訟，以至發生命案，如每年載在命案秋審簿冊中，“十常二三”皆由飲酒所致，因此力請乾隆帝實施禁酒禁曲。

　　禁酒以廣糧儲

　　在中國古代，實施禁酒政策更多是為了節約糧食，以度饑年或應戰時所需。西漢文帝曾因造酒使谷物糜費，而下詔戒酒。漢景帝中元三年發生旱災，農田荒歉，政府下令禁止酒類貿易，冀望堵塞飲酒之源。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兗、豫、徐、冀四州遭遇水災，漢帝命受災地區厲行酒禁以期節約儲糧。南朝宋文帝時，揚州因水患淹沒無數良田，遂采納主簿沈亮之議而禁酒。唐肅宗乾元二年，天下大饑，政府下令禁止酒類買賣。漢唐以降，政府時因“酒耗民食“而屢頒禁令。然迄清代康雍年間，禁酒之令尚屬權宜之策，或歉歲禁而豐歲開，或此地禁而彼地弛。直至乾隆初年，因地利有限而生齒無窮，復以米價激增、糧儲告危，清廷最終將禁酒之令載入刑律之中，成為后世凜然遵行的一項成文法規。此外，古代為節約糧食而禁酒，時或出于戰爭之需。如東漢末年，曹操為確保軍糧供應以酬一統之志，遂出臺酒禁之令。又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定鼎金陵之初頒行禁酒令，旨在減少米麥的浪費以助霸業的實現。此后他又下令農民禁種糯稻，以望徹底阻塞造酒之源。

　　行官榷而與民爭利

　　酒類生產及貿易，因投資少、市場大而獲利豐，因此古代政府常因軍費所需或為了擴大財政收入而推行酒類專賣，禁民酤釀而獨官開榷。酒類官榷制度，肇始于桑弘羊的建議而始行于漢武帝天漢三年，此后備受爭議而屢罷屢興。昭帝元始六年賢良文學力主罷除官榷而與民興利。后昭帝黜酒榷官，許民依律釀賣，惟須如實向官府通報經營狀況，并上繳賣酒之稅，此為稅酒之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禁酒和榷酒政策之間尋找某種平衡。自此，中國歷史上的酒政不外在禁酒、榷酒、稅酒三者之間來回擺動。

　　綜上而觀，在中國歷史上，或為了國治民安，或旨在撙節糧食，抑或出于增加財政收入的考量，政府推行不同程度的禁酒令。然而如同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反禁酒運動一樣，中國古代的禁酒令在頒布之后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反禁酒的呼聲此伏彼起，或曰釀酒能化無用為有用，所謂“有飯不盡，委之空桑”；或曰酤酒能與民為利；或曰酒乃御寒健身之具；或曰酒為助興為藝、暢敘幽情之物，所謂“無思無慮，其樂陶陶”。饒有興味的是，在承有魏晉豪飲余風的三國時代，曹魏禁酒令甫一出臺，孔融即作《難曹公表制酒禁書》，大唱反戲，其以蕩氣回腸的筆調盛贊“酒德”，列數圣哲先賢因酒而建功立業的史事和傳說，其曰：“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祭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圣。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鐘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治者哉！”

　　時至今日，從世界范圍來看，稅酒政策已基本取代禁酒和榷酒制度，但局部禁酒的倡議仍時有耳聞，惟實力推行或順利推行者往往并不多見。從中國的禁酒史來看，始終存在著國家利益本位與個人性靈抒發之間的隱隱沖突，今后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一方面藉完善立法、執法而在宏觀上控制因飲酒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如飲酒而帶來的交通肇事等問題)，另一方面謹慎地保持禁酒的限度而不影響民間杯酒自娛、酬酢唱和之樂，則應引起世人的反思。

　　陳兆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