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時期，人多地少，糧食價格不斷上漲，其后繼位的乾隆帝對此憂心忡忡，他在鼓勵墾荒以盡地利，禁種煙草以廣耕地，大力推廣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同時，一再曉諭不可浪費糧食，寄希望于開源與節流并舉的方式，化解“人口眾而貨物寡”的矛盾。以限制消費、節約糧食為目的的禁酒、禁曲政策，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

　　縱觀中國歷史，禁酒法令屢見不鮮。周公作《酒誥》以禁酒，是擔心因嗜酒而傷德敗性；漢朝禁止民間造酒，強力推行榷沽制度，則是受壟斷酒類貿易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所驅使。漢唐以降，政府時因“酒耗民食”而屢頒禁令；然迄清代康雍年間，禁酒之令尚屬“歉歲禁酒而豐歲開通”的權宜之策。乾隆初年所頒布的禁酒令，則標志著禁酒政策由此前的暫時性舉措，變為一項后世嚴格執行的成文法規。

　　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苞奏稱，西北五省(即直隸、河南、陜西、山西、甘肅)每年因造酒而耗費大量糧食，北方平原素無塘堰以資灌溉，糧食生產本來就少，且水上交通不便，一遇荒歉之年，運輸甚感艱難，豈能任“歲耗千數百萬石之谷”？方苞還認為，酒不但能“耗民財，奪民食”，平民百姓還常因喝酒而起爭斗、興獄訟，乃至發生命案，“載在秋審之冊，十常二三”，因此不能不加以嚴禁。他進而提出對策：“禁造燒曲，毀其燒具；已燒之酒，勒其自賣；已造之曲，報官注冊。”對那些“逾限而私藏燒曲燒具、市有燒酒者”，一旦發現，隨即對地方官做降職等嚴肅處理。

　　乾隆二年(1737)五月，乾隆帝基本采納方苞的建議，嚴令直隸等西北五省禁造燒酒，并在上諭中歷數禁酒的種種理由與好處，大致有：養民之政，莫先于儲備，以使粟米有余；欲使粟米有余，必先除去耗谷甚多的燒酒。而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等五省。因飲酒有害而無益，乃祖乃父酒禁綦嚴，只因官員陽奉陰違而未收實效。與其禁于已饑之后，節省于臨時，不如禁于未饑之前，積貯于平時。如果禁酒，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萬余石米谷，禁酒有利無弊。因此，乾隆帝下令五省永禁造酒，“至于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官員，如何從重治罪，其失察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卿即行定議具奏”。

　　禁令一出，在朝野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一場辯論隨之展開。素負直諫盛譽的刑部尚書孫嘉淦即抗旨上疏。他認為，永禁燒酒對于貧民生計、米谷的儲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損”。其理由為：燒酒用高粱等粗糧，黃酒用米麥等細糧，真正耗糧的不是燒酒，而是黃酒；燒酒價廉而民樂意購買，黃酒價貴而貧民無力購買，禁燒酒不但會導致粗糧棄舍無用，民間反而會轉造黃酒，這不但不利儲藏，反而有礙積貯。再加上官吏往往借禁酒之機，百端敲詐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負。因此他主張：燒酒之禁，宜于荒年而不宜于豐年，荒年每一粒稻谷都彌顯珍貴，而大麥、高粱之類可以充饑，禁酒確實有益；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之下，也只能禁于災區而不必處處實行；只可暫行封貯燒鍋器具而不必燒毀，更不應施以刑罰。至于豐年，米谷充足，而大麥、高粱之類原本就不是常食之物，自然應當開通酒禁，使官吏無法借端需索，這樣民間也能夠利用無急需之用的大麥高粱，釀成燒鍋售出，以備不時之費。如此上下兩安，百姓可以享受盈寧之慶。

　　孫嘉淦言之鑿鑿的論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視，于是傳旨總理事務王大臣與九卿詳細討論后具奏上報。乾隆帝指出，先前下令禁止燒鍋，本為國計民生考慮，現看完孫嘉淦所奏，厲行嚴禁恐怕也有弊處，因而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遷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回護孫嘉淦，而應當利弊兼顧、反復考量，定議后上報，表示“若果嚴禁燒鍋，不但于民食無益，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

　　夾在皇上和大臣中間的九卿王大臣頗感棘手，因而匆忙上奏兩議，聊以敷衍。大意為：一、造酒應該嚴禁，但加重對本犯的處罰，嚴定相關官吏的處分，容易導致小民觸犯法網，胥吏借機需索、緣以為奸，故于民情不便，應該仍依照從前成法加以處理；二、違法燒鍋釀酒者，本人仍然照舊例治罪，而對涉及的官吏的處分則分別定例，已經釀造的燒酒仍應準許出賣。乾隆帝對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深為不滿，他命令王大臣等明確表態，提出得力措施：嚴禁燒鍋以廣儲備，究竟有無好處？如果嚴禁，又有哪些標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認為實行嚴禁、挨戶搜查，反而會滋擾百姓的話，也應當說出具體理由。乾隆帝進而又考慮到禁止燒鍋是關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予以格外重視，因而命令將所有相關諭旨、孫嘉淦的奏折以及王大臣九卿的議論，一齊交給直隸、河南、甘肅、陜西、山西五省督撫參考，令其覆奏。

　　西北五省督撫接到諭旨后，各抒己見。直隸總督李衛認為，燒酒之禁應當嚴于歉收之年，稍寬于豐裕之歲；本地釀造及零星造曲者不必禁止，麥曲、燒酒概不許出境，肆行踩曲者嚴行禁止。河南總督尹會一認為，曲為造酒之必需，其耗費麥糧最多，因此禁酒莫先禁曲；對零星造曲者，可不加禁止，只嚴禁廣收多踩、販賣之人。而甘肅巡撫元展成認為，甘肅非產酒之地，多來自山西汾酒，況且甘省邊地苦寒，風雪凜冽，窮苦百姓多以酒為御寒之具，不應查禁。陜西巡撫張楷認為，民間酒坊零星造賣者踩曲不多，無須禁止，而對開行踩曲販賣者，則應嚴加禁絕。山西巡撫嚴瑞龍認為，燒鍋當禁但不可必禁，只可在歉歲禁止，且對開行運販嚴重者加以嚴禁。總體而言，五省督撫都反對“一概禁絕”的極端做法，主張因時、因地制宜。

　　在這種情況之下，乾隆帝頒布諭令：富商凡是廣收大麥高粱、肆行踩曲、大開燒鍋者，嚴行禁止；違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責一百，再枷號兩個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員每出現一案降一級，失察三次者降三級，隨即調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賄而縱容的情況，則依照“枉法律”計贓論罪。這一諭令與起初的極端主張有所不同。首先，禁曲與禁酒并重，尋求從源頭治理；其次，并非一概禁絕，只對那些廣收麥石、肆行踩曲、大開燒鍋的富商施以懲治，措施更切實際。隨即，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至此，歷時半年的禁酒爭論始告結束。乾隆初期的這項禁酒令，后來被纂入清朝法律條文中，對全國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乾隆初年因直隸、山東等省旱災乏食，高宗首次下旨將禁酒令由權宜之策轉為常年之法。在此后數年中，皇帝與廷臣、各地督撫不斷討論得失，總結利弊，對禁酒政策的表述頗有歧異，所禁之物從燒鍋到酒曲，乃至南方的其他酒種；其范圍從受災之地逐漸延展至全國各地；其性質則由國家頒諭的法令，逐漸轉為地方官勸化的內容。總之，發軔于乾隆初年的這次禁酒法令，相較以往，有規模大、范圍廣、禁令嚴、持續時間長等諸多特點。

　　中國古代歷朝多曾實行過酒禁，然而大多只是為了與民爭利而實現國家壟斷造酒，非為百姓生計著想。乾隆帝嚴行酒曲之禁，則不是為了從中牟利，而旨在通過限制消費而節約糧食，以解決“地利有限而生齒無窮”所帶來的困境，這是與此前歷代禁酒的根本區別所在。按照當代學者范金民的統計，乾隆初年全國每年因制造普通燒酒所耗糧食至少在3000萬石左右，而當時全國的常平倉的貯糧數，大致保持在3100余萬石。這就是說，當時燒酒耗糧，幾乎等同于常平倉的存谷額，數量驚人。

　　作者簡介

　　陳兆肆，中國人民大學2007級博士生，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訪修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法律史。